中国今年迎来了邓小平启动的经济改革30周年庆典，人们有很多理由相信：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有可能再持续30年。

城市化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根据一些人的推算，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只完成了一半。尽管自1978年以来取得了种种进步，但中国仍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贫困得多——它甚至没有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排名前100位。这意味着中国赶超的空间还很大。

因此，重要的是不要感到恐慌，虽然有消息称，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在经过连续5年两位数的增长之后，正以高于预期的速度降温。以历史标准衡量，中国经济第三季度9%的增长仍非常出色，高于日本或韩国在其经济繁荣时期的增长水平。美国上一次如此迅速地增长，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事情了。

但同时很明显，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如果中国想要保持引人瞩目的增长纪录，就需要调整推动中国走到目前这一步的增长模式。中国领导人正面临一些疑问，直接切入如何管理经济的核心问题。

中国经济有时被描述为依赖于出口的增长。在全球经济持续衰退的情况下，中国当然无法继续保持每年20%的出口增长。但过去5年（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是中国国内的投资热潮，特别是在重工业领域的投资。

过去几年，中国的铝、钢铁、水泥和玻璃产量几乎都翻了一倍，这也是大宗商品和能源价格大幅飙升的根本原因之一。甚至业内人士有时也对这种扩张速度感到惊讶。几年前，中国钢铁业协会决定对数百家新建小型钢厂的产量进行调查。这些工厂发展迅速，但其产量没有被纳入官方统计数据。调查发现，这些小钢厂的产能比整个美国钢铁业的全部产量还多。中国近期繁荣的象征并非航天任务和摩天大楼，而是钢铁厂。

但是这种“涡轮增压式”的投资带来了负作用，使其难以为继。能源利用变得更为低效，污染日益加重——正造成政治上的不稳定——同时与服务业相比，这些重工业创造的就业机会较少。

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正是由此而入。过去5年来，中国政府已认识到有必要转换经济平衡方式。官员们承认，中国应减少对投资和廉价出口的关注度，更多地关注消费、服务和创新。目前，这种转变已不能再拖延。

中国已提出刺激消费的政策建议细则。许多经济学家优先考虑的是医疗改革。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本周发表的最新研究，让人们认识到中国许多农村地区的医疗保健体系已残破到何种程度。在较为富庶的农村地区，婴儿死亡率是千分之二十六，和墨西哥差不多；而在农村贫困地区，该比率为千分之一百二十三，相当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水平。理论上来说，如果人们更有信心避免医疗费用支出，他们将减少储蓄，更多地进行消费。在医疗卫生领域投入巨资，甚至具有一种时髦的凯恩斯主义意味。

然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不仅要求执行到位的政策，还需要政治文化和经济管理机构上的转变。

民法将是主战场之一。在最近的“毒奶粉事件”之后，官员们已设法劝说许多婴儿患者的父母放弃法律诉讼。但在一个更重视消费者的社会中，诸如产品赔偿责任一类的法律诉讼将变得更为重要。如果中国希望本国公司有更强的创新能力，就需要为知识产权提供更有力的保护。中国共产党大致创建了一种新的经济模式，要求党内领导减少对法律体系的干预。
在从金融到电信的大多数服务领域，国家仍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创意产业也笼罩在这一阴影之下。今年夏季中国的热门影片是《功夫熊猫》，该片的成功也引发了一场痛苦的争论：为什么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利用熊猫这种国家象征制作出如此成功的喜剧大片。批评人士抨击了很多方面，从遏制想象力的教育体制，到现行的审查制度。

在中国举办奥运会期间，很多人在讨论资本主义能否给中国带来民主。但世界上存在着许多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一种基于鼓励制造商的经济战略——廉价的土地、能源和信贷——在许多方面都非常适合一种威权政治体制。但捍卫消费者的利益，将给中国政府造成新的压力。

在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金融危机已使得政府在经济中扮演了一种积极的角色，这在几个月之前还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这也促使中国政府放松管制，将具有讽刺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