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经济学和教育发展的挑战(1)

发布时间:2017-05-26 18:22 编辑:admin

  美国经济学家通过国民生产总值及工人工资的增加,揭示了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们的研究在现代社会学科中确立了一门新的经济与教育的交叉学科——教育经济学,并在过去40年中引起经济学界对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的兴趣,也推动不同学科重新诠释教育的作用。当然,在不同的社会里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会有不同的结论。例如寇恩和安帝斯(Cohn & Addison)发现,上百个分析发达国家正规教育的收益率的研究都报告了正相关的结果,因此学者们和政界对增加正规教育的投资持积极态度;但对成人教育培训的报告并无规律可循。在发展中国家,对不同层次教育的回报率所作的数据分析,结果却各不相同。学者们试图说明教育投资在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形态下对发展的影响,但是还没有形成一个被广泛认可的理论。这是极其富有挑战性的研究工作,也是人类对社会发展的理性探索。

  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情况下,人力资本投资被视为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国家经济实力的一项重要策略;人力资本也是决定各个社会群体和各个国家经济分化程度的一项重要因素。正规教育一直是很多国家人力资本投资的重点,大量的资源都开支在正规教育上。一般来说,没有人怀疑国家应当对所有的人口提供充足的基础教育,但国际学术界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扩展及其效益,还有教育发展的作用,见解有异。

  首先我们要注意到,教育经济学是在有上百年资本主义历史的美国出现的,其理论以新古典(neo-classic)经济学的理念为基础,即:通过教育获取的知识和观念将为个人带来经济收益并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当然,前提是在一个自由的市场上,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并且是理性的。因而自由的理性人为提高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境况(maximize their well- being)将不断地积累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就像人们希望增加有利息收入的银行存款一样。西方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们尝试用这样一种经济资本的市场操作理念去研究人力资本,并运用随之产生的收益率研究方法,去观察现实社会中教育扩展所带来的效果和收益。他们发现,实际的结果不如理论预言的那么完美,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我将从以下四个方面简述学者们发现的问题及对教育功能的不同诠释:1.从宏观角度看市场形态对教育作用的扭曲;2.从微观角度看利用教育提供生产率的条件;3.从动态社会的角度看教育的本质;4.发展人力资本的方式。最后,我还将讨论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一、市场形态对教育作用的扭曲

  人力资本理论揭示了教育对发展的重要作用,认为获取了知识和技能的个人会有更高的生产能力。然而对教育如何促进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学者有不同的解释。下面是从宏观理念出发对教育作用的一些讨论。

  斯宾塞(Spence)认为,在劳动力市场上,文凭提供工人可能达到的生产效率的信息:在一定时间内获得更多教育的人,培训的成本相对较低,因此学历只是市场上的一个信号。塞罗(Thurow)则更明确地认定,生产效率只是工作过程本身具有的特征;雇主挑选教育程度高的人只是因为他们的培训成本要低些,可能对工作特征会熟悉得快些。社会学家鲍尔斯和金蒂斯(Bowles & Gintis)则持更激进的新马克思主义观点,他们认为工人从教育中获得的知识技能并不是影响收入和劳动效率的主要因素。教育培养工人的性格,以便于雇主对他们进行管理和控制,其实教育投资的回报(例如:工资)只是对工人性格的偿付。卡诺依和莱文(Carnoy & Levin)对学校教育过程的实证研究发现,教育不断复制着既有的社会关系。不同社会背景的孩子从教育体系中获得的知识并不相同,他们将回到父母原来的社会阶层中,这意味着教育并没有促进社会的进步和提高公平性。

  另外,劳动市场上的价值观会扭曲教育的作用。福斯特(Foster)和其他学者首先对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膨胀的教育发展模式提出质疑。例如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口失业率并不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口失业率低;接受职业教育培训的毕业生并不在本行业就业。职业教育一直被视为次等教育,民众普遍认为普通基础知识才是有价值的知识。在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和学生单纯追求文凭;具有学术倾向的普通中学被视为通向城市白领阶层劳动力市场的道路。另外,农村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口,特别是年轻人向城市流动,造成城市规模无限扩大,就业困难,而农村留下的大多是老弱和妇女。在国际上,发展中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人才流向发达国家,成为发达国家廉价的优质人力资源。

  经济市场的特征也会扭曲教育的预期作用。我和刘泽云的研究发现,同等学历的职工,在中国东部的劳动力市场上所获得的工资收入是中部劳动力市场的1.6倍,是西部劳动力市场的2倍;在东部市场上,具有高中受教育程度的工人的价格高出西部市场上具有大学程度的工人的价格。国家的非均衡经济发展政策以及非统一的市场,造成了对同等劳动力不同的偿付价格。钟宇平综合对不发达国家职业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发现收益率高低参半,无一定论。布拉格(Blaug)和布朗(Brown)等人认为,提高人口的教育程度拉大了人口收入分布的差距,并加剧教育系统和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矛盾——劳动力市场仅需要有一技之长和初等教育文凭的工人,而教育系统却不断供给接受过度教育的劳动力。寇恩和爱蒂森(Cohn & Addison)综合对发达国家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发现虽然正规教育的收益率大都是正相关的,但提供给青年人的技术教育却不一定正相关。在香港,影响职业教育毕业生收益率的主要因素是行业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新兴行业的收益率要高过发展缓慢的行业——而非教育的专业是否对口。

  上面对教育本质、劳动市场的价值观和特征的讨论,说明教育投资收益率的不确定性是可以理解的。在每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同时并存着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和其他不同的经济领域。国家经济政策在考虑不同经济领域的发展时有轻重缓急之分,于是在不同行业之间造成就业需求差异及行业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中国学者就此提出中国在同一个社会内部存在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二元政治与二元经济的问题。在这种分割的市场中,接受全国统一教育的农村和中西部的劳动力流向城市和东部,是取得高收益率的最理想方式;收益率的决定因素是企业所在的市场区域优势。缺乏可支配资源的农村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当然无力对同等劳动力支付同等的价格。另外,统一的正规教育和技术培训总是难以适应不同经济领域的人力需求。大规模的、统一的教育扩展并不一定带来预期的经济效益,反而可能带来就业困难和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我们后面的研究就说明,高中阶段职业教育毕业生在企业劳动力最年轻的年龄组中占50%以上,他们的培训投资比普通高中毕业生高,但工作效能不比普通高中生好。我们必须认识到,教育与经济效益的关联性并没有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所预期的那样肯定,社会和经济的不同因素对教育的效益产生巨大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二、利用教育提高生产率的条件

  除了宏观的市场和社会的因素外,人力资本必须通过生产过程发挥作用,也是生产力提高的必要条件。莱文(Levin)在《利用教育和科技提高生产力》一文中指出,生产的组织方式,诸如职工的自主权、决策参与、生产责任制、生产信息获取,都影响职工在工作中的表现:应用知识和发挥能力。这里我们看看一些实证的研究。

  曾满超1984年对美国电讯公司AT&T的生产能力进行的估算,就是对生产管理层如何影响或者利用人力资本的一个最有力的分析。他发现在这样一个年产570亿元的大公司里,1981年有8%的亏损是由于职工教育水平高过工作要求而造成的。如果职工是高学历低就业,个人技术能力不能充分发挥,便滋生消极情绪和对工作的不满,乃至生产怠工、旷工和辞工率频增,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当工人的受教育程度与工作对学历的要求相当,对工作的满意程度会提高,他们的敬业精神和所付出的努力就会增加。闵维方和曾满超对北京通用汽车厂的研究也发现,教育能够影响生产率,但对工作的满意感是一个重要中介因素。因此雇用教育程度适当的职工、创造好的工作环境和适当的激励条件,都是企业发展和利用人力资源的必要措施。

  我对深圳电子业的研究发现,在职培训可以提高工人的生产能力;而生产过程中的企业管理可以进一步促进培训转化为生产率。在所有的生产条件中,包括生产设备、培训、奖金制度和人际关系,管理人员的支持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是将教育培训转换为生产率最重要的条件。我最近采用多层模型分析了深圳和上海企业职工的收益率,发现职前的正规教育只影响初始工资的价格;而职工在职培训可以改善工人技术能力表现,进而影响工资。

  值得我们注意的另一个国际研究是,霍尔和约翰斯(Hall and Jones)最近对127个国家(包括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生产宰的计算。他们在计算中加入显示国家多元化和开放程度的政治变量,结果发现有形资本和职工教育程度只能部分地解释每个工人的产出,而国家的政策和多元的制度倾向则是工人产出的决定因素。霍尔和约翰斯因此提出一个理论观点:社会的基础设施(social infrastrucuture)——包括企业措施和政府政策、生产的组织管理、社会制度等等,是导致不同国家资本积累、教育水平、生产力水平乃至经济发展程度差异的主要原因;而教育和有形资本的解释率是十分有限的。上一节中提到萧今与刘泽云对中国三个地区职工工资的分析,其研究结果与霍尔和约翰斯的发现是一致的。

  1994年莱文和凯利(Levin&Kelley)综合美国十年各方面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美国中学生的学习成绩分数与工资收入无正向相关性;美国人口教育的程度在十年间提高了,但平均收入却下降了;黑人妇女的教育程度在十年间提高了,但对福利的依赖性却增加了;人口的教育程度增加了,但对社会政治的参与率(投票选举率)却下降了。他们指出,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人们对政府的信心、企业管理等因素都与生产效益和工资收入有关。他们用通用汽车公司和丰田汽车公司在美国合资的例子说明,在职培训、生产组织、工人参与决策、合同的条件都是提高生产率的必要条件。

  上述研究虽然数量有限,但为我们指出了一个值得考虑的研究方向,利用教育提高生产率必须有其他相辅相成的条件存在。政府的经济发展策略、教育政策、企业管理制度、对职工的培训,以及企业的应变策略,都可能是企业在经济转型中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限制和影响因素。

  三、教育培训与快速社会发展的特征

  教育与生产力之间既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受各种条件制约的复杂的关联关系,就有必要进一步讨论社会发展和知识技能的本质,这是研究人力资本发展的基本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成人教育学和教育经济学都有重要的贡献。英国成人教育社会学家加韦斯(Jarvis)和美国成人教育学家农尔思(Knowles)等人在电子技术刚刚应用于生产时,就指出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意义,即:随着人口平均寿命增长,社会变化加快,知识和技术更新的周期缩短,一代人在一生中会经历几次重大的社会变迁,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由于社会变化太快,人必须不断地学习,才不至于与生活和社会脱节。这样,一个人只依靠青年时代接受的正规教育,不足以应付一生中接踵而至的社会冲击和技术变化。中国过去20年的经历,就是现代社会本质一个明显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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