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地理解侯外庐先生的观点，中国的“近世”或“近代 ”的上限当断于16世纪，而早期启蒙思想史，也当从16世纪开始，而不是从17世纪开始 。
“早期启蒙说”的提出，是中国史研究领域的一大发现，一大创见，具有十分重大的 学术价值。
第一，它为我们提供了16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生历史性异动的大量第一手材 料，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的拓荒之作。
科学地论定16～19世纪中国社会时代思潮的性质，以及这一时代思潮与同时段的西方 思潮是否具有本质上相通的可比性，首先并不是一个理论思辨的问题，而是一个科学实 证的问题，一个需要拿证据、不是拿个别的偶然的证据、而是大量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 证据的问题。
侯外老在《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自序》中说：“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仅‘朴实 ’二字。”他是从大量无可置疑的第一手资料出发，从精读原著、精研每一个个案入手 ，来作通观全体之研究，从而作出“启蒙”性质的论断的。他研究得最精深的是王船山 ，作《船山学案》；由此下行，精研各时段思想界的代表人物，集个案研究而成宏篇巨 帙，遂有从王船山至王国维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和从 王船山至龚自珍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然后又从王船山向上追溯，精研王艮、何 心隐、李贽、王廷相、罗钦顺、吕坤及东林学派诸个案，肯定这一时期的进步思想已开 17世纪启蒙思潮之先河。
“早期启蒙说”决非有意抬高古人学说的价值，而是以严格的科学研究的态度所得出 的结论。对于以个人的好恶去肆意抬高古人、以古人的学说与西欧近代思想作牵强附会 之比较者，侯外老表示了坚决反对的态度。他曾经列举了学界的种种错误倾向而予
以批 评，指出：“有因爱好某一学派而个人是非其间者；有以古人名词术语而附会于现代科 学为能事者；有以思想形式之接近而比拟西欧学说从而夸张中国文化者；有以历史发展 的社会成分，轻易为古人描画脸谱者；有以研究重点不同，执其一偏而概论全盘思想发 展的脉络者；有以主观主张而托古以为重言者。凡此皆失科学研究之态度。”(注：侯 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自序》。)侯外老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是极力避免他所 批评和反对的以上错误倾向的。他的结论是从材料中得来，而不是先预设一些原则，然 后再去寻找材料，所以他才说他的研究方法“仅‘朴实’二字”。对于那些否定“早期 启蒙说”的人们而言，侯外老对大量的史料的朴实引证，永远是他们绕不过去的一大障 碍。不正视这些史料，而空诬为“伪问题”，足见其学风浮躁而已。
第二，它对思想变迁的内在理路作了精微的辨析。
侯外老在思想史研究中十分注重思想演进的内在理路的辨析。早在写《中国古代思想 学说史》的时候，他就给自己提出了以下问题：“人类的新旧范畴与思想的具体变革， 结合何存?人类思想自身的过程与一时代学说的个别形成，环链何系?学派同化与学派批 判相反相成，其间吸收排斥，脉络何分?”(注：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自序 》。)而在早期启蒙思想史的研究中，关于明清之际学者与宋明理学的关系，是一个颇 有争议的问题，这就需要在清理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上狠下一番功夫。在这方面，侯外 老表现出极深蕴的功力和极敏锐的眼光。如论王船山学说与程、朱、陆、王的关系，论 定王船山“对朱为否定式的修正，对王为肯定式的扬弃”(注：侯外庐：《中国早期启 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179、38、19、3页。)。又如论黄宗羲与宋 明理学的关系，侯外老指出，梨洲虽然在思想体系上犹保留了“明道之余技”而留连于 理学的“枝叶”，但在基本上则自觉于人类现实的社会，反省于社会活生生的人类(注 ：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179、38、19、3页 。)；关于全祖望与黄宗羲学说的关系，侯外老指出：“全谢山笔削枝叶，不失学者态 度。明人好为晚年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