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风尚和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变化，这种变化必然反映到思 想家的思想上。早期启蒙思想的产生，归根结底只有从社会经济的新变动上才能得到科 学的说明。通过对早期启蒙思潮赖以产生的经济的和社会心理的原因的揭示，侯外老为 我们树立了把唯物史观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典范。
二
关于16～19世纪的中国产生了自己的启蒙思潮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没有说过 ，倒是梁启超、胡适之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从现象形态的考察上发现清代学术类似 于欧洲的文艺复兴，为侯外老透过现象而洞察本质、提出“早期启蒙说”提供了启迪。 因此，如今学术界流行的那种认为早期启蒙说是“唯物史观的教条”的观点，是完全没 有根据的。侯外老不存学派偏见，善于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汲取营养并获 得启迪，由此而自创新说，正表现了一位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宽广胸襟和理论卓识 。
“早期启蒙说”的提出，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第一，它驳斥了国际上普遍存在的中国社会自身不可能产生出现代性因素的西方中心 主义偏见，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有自己内发原生的早期现代化萌动，有现代性的思想文化 的历史性根芽。
在西方，“东方文化否定论”的传统源远流长。亚里士多德关于“希腊人天生就是自 由的，东方人天生就是奴隶”的种族偏见，深深地影响了18世纪以来知名度最高的一批 西方学者。孟德斯鸠说：“支那者，专制之国也，其治制以恐怖为之精神”(注：《孟 德斯鸠法意》，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80页。)；“在那个地方的一切历史 里是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的。”(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79页。)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致力于对中国 社会作经济政治分析，分别从自给自足的农业村社与专制制度的关系、皇帝作为惟一的 土地所有者与法律对私有财产的限制，以及行政机关干预社会经济运作、不存在各种得 到传统和公众舆论支持的可以同专制君主相抗衡的独立的社会机构来保护个人不受政府 掠夺等方面，来揭露中国社会亘古不变的奥秘。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的目标是“自由” ，而东方从古到今只知道“一个”是自由的，最不可思议的是“连学者也要服从皇帝的 命令”。而M·韦伯则干脆断言中国根本就不存在走向现代化的文化背景。他们都一致 认为，亚细亚制度没有内部的动力，必须依靠引进外面的因素向它提供动力，依靠外国 资本的侵入才能使这种制度的静止状态归于结束，中国只能“被现代化”。
侯外老并不否认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具有合理性，不否认“东方 专制主义”对于社会发展的严重阻滞作用，但他决不同意只有靠外力、靠外国资本主义 的入侵才能改变中国的观点。他认为，从16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没有如欧洲那样走向 资本主义社会，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封建社会没有解体过程，没有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 从16世纪中叶开始，中国已经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幼芽，中国的历史从这时起已经处于封 建社会解体的缓慢过程中，“城市对农村的矛盾、货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矛盾，以及手 工业从农业中分离的矛盾，总括而言之，个体经济的自由经营对由法律固定下来的封建 特权所依存的土地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暴露出来了。”(注：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 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179、38、19、3页。)侯外老引用顾炎武《天 下郡国利病书》中的《歙县风土论》，来说明嘉靖至万历年间的历史变革性的转折步骤 ，看中国的资本生活史从“末富居多，本富益少”到“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 的发展状况；又引《吴江县志》、《震泽县志》、《苏州府志》，来阐述资本主义萌芽 发达地区的阶级关系、风俗民情、价值观念变化的情况。
侯外老也并不否认中国历代专制皇权对人民的自由权利的剥夺和对自由精神的摧残。 然而，他深知，被锁链系缚着的正是反抗的奴隶；一部中国史，并非如西方学者所说“ 连一段表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