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时代》2002年第4期。)
康德是启蒙理念的坚定捍卫者。他在《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指出，启蒙运动除了 自由之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一切可以称为自由的最无害的自由，就是在一切 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注：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 ，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4页。)诚然，“天赋人权”的原则是先验的，在以往的人 类历史上是得不到经验事实的论证的，但在康德看来，它却是实践理性的必然要求，实 践理性通过“自由”概念来为人类社会提供先验法则。实践理性所确立的第一条绝对命 令就是：应该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法则永远能够成为普遍的道德律。也就是说，如果你 不想被剥夺自由权利，那么你就不要剥夺他人的自由权利；如果你不想被别人当做工具 ，那么你就不要把别人当作工具。权利的普遍原则就是从这条最高的道德律中所推出： 权利乃是以每个人自己的自由与每个别人的自由协调一致为条件，即人人自由而不得侵 害他人之自由。因此，尊重人权乃是道德的绝对命令，是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最基本的 条件。只有尊重人权，才可能有社会的和谐、世界的“永久和平”。通过以上论证，康 德捍卫了自由、平等、博爱、和平的启蒙理念，用康德的思想来驳斥麦金太尔等人对启 蒙理念的挑战，无疑是十分有力的。当然，康德的思想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不过，我们还应看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样是启蒙理念的忠实捍卫者，是启蒙理 念的更为强有力的论证者。康德是以人的内心的实践理性为人类自身立法，马克思则直 接以人类的历史实践为人类自身立法。从人类的实践中，马克思看到人的本质在于自由 自觉的活动，而启蒙理念正是人类历史实践发展到近代的必然产物。马克思怒斥普鲁士 政府的书报检查令，宣传每一个人都有自由地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的权利；马克思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热烈地呼唤：“(启蒙)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德国) 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页。)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他的社会理想 是以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为前提的一切人的全面发展——恩格斯曾一再强调，这句话是 全部马克思学说的根本精神所在。马克思在论述中国的未来时，憧憬着中国的万里长城 上写着“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 社1953年版，第189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在实践中千百万次地重复着各种 不同的逻辑的格，以便这些格能够获得公理的意义。启蒙者的理念正是人类长期历史实 践的结果，是人类的历史实践赋予了启蒙理念以人类普遍价值之公理的意义。在马克思 看来，只有确认人类普遍价值的公理，人才成其为人，亦才能使被长期的专制蒙昧扭曲 了的人“解放成为人”。
侯外老作为一位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地论证了启蒙的现代性理念不仅产生于 西方，而且也产生于中国的观点。为我们突破传统与现代截然二分、体用两橛、中西对 峙的思维方式，解决“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接着侯外老 往下讲，我们认为，应当从我国16世纪以来曲折发展的启蒙思潮中去探寻传统文化与现 代化的历史接合点，其理由是：
第一，早期启蒙思潮的兴起是以古代文化的长期积累为背景的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化的 历史性起点，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自我批判、自我发展和更新。直到晚 清和“五四”时期，中国的启蒙者们皆不忘从早期启蒙思潮中汲取理论营养和推动社会 变革的动力。这充分说明传统与现代不是截然二分的，也不可用人为的“断裂”去割断 它。尊重历史的辩证法，就不能无视中国文化自身产生的现代性的历史根芽，另外去寻 找所谓“返本开新”之路，而应把早期启蒙思潮看做是现代文明建设的源头活水。
第二，早期启蒙思潮既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其体其用自然是内在地统一的。这表 明，中国文化之体并不是一个僵化的固定不变之体，而是历史地更新着的。用这种自我&nbs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