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对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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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对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南省淅川县为例

摘要：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问题的解决仅仅依靠政府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农户的积极参与。通过对河南省淅川县15个村庄的实地调查，在统计描述基础上用logistic方法研究了农户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户主受教育水平、家庭纯收入以及家庭目前在学人数对农户的支付意愿有正的显著影响，户主健康状况、家庭人口规模对农户的支付意愿有负的显著影响。
关键词：垃圾处理；支付意愿；logistic回归；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323. 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0)04-0027-05
一、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已成为各级政府高度关注的话题。我国许多城市加大了垃圾处理的投资力度，并因地制宜的选择了不同的垃圾处理方式，如卫生填埋、垃圾焚烧、垃圾堆肥等，并在城市垃圾管理方面进行优化。与城市相比，农村生活垃圾之前并没有受到重视。然而随着经济的迅猛增长和农村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农村生活水平及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随之而来的生活垃圾污染开始侵蚀农村，农村垃圾不仅数量增加，其成分也日趋复杂，农村生态环境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在广大农村地区，垃圾处理服务仍比较缺乏和落后，农民对于垃圾的处理通常就是深埋处理，要么烧掉，或者干脆将河塘、空地等当成“天然垃圾场”随意倾倒。上述这些垃圾处理方法存在着污染环境传播疾病等危害。因此，农村生活垃圾问题不容忽视。
新农村建设以来，我国有些农村投入基础设施建立垃圾处理站，试图像城市一样实行“收费条件下的集中处理”，然而效果不佳，究其原因何在？我们认为与农村居民（个人或者家庭）的复杂特征及行为有关。因此有必要了解农村的垃圾服务现状，研究农户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即哪些因素影响着农户的支付意愿，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解决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中存在的问题，也有助于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目标。
近年来，国外学术界对于农村垃圾问题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出现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史蒂芬(Steven，1978)、杜斌和拉瓦洛(Dubin and Na-varn，1988)部分利用了萨瓦斯(Sava，1977，1978)的调查数据，对垃圾处理市场进行了分析。史蒂芬研究了垃圾的总收集成本问题，杜斌和拉瓦洛分析了垃圾的平均处理成本。史蒂芬，杜斌和拉瓦洛的研究分析了市场结构和人口密度对生活垃圾处理成本的影响。我国学者长期以来也对垃圾处理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边东圣认为我国城市垃圾存在总量不断增加、构成复杂化，对环境的污染加剧、处置方法不科学、处理体制不合理等问题，应该从完善法律体系、征收垃圾处置费、减少垃圾总量、实行分类回收等方面着手解决。何水晶、李启彬等认为农村垃圾处理一方面要制定农村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使农村垃圾管理法制化，另一方面政府要出台相关政策，体现“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逐步在各地实行生活、生产垃圾收费制度，在使农村垃圾得到有效减量的同时，弥补财政投入的不足。尹希果，王鹏等认为微观主体的缴费意愿对垃圾处理收费制度改革具有重要影响，他们基于调研数据，对垃圾处理收费制度的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和orderprobit模型的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居民收入水平和环保宣传力度对缴费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而地区性因素和居民个体特征因素对缴费意愿的影响不显著，据此提出了改革收费制度、加强非正式制度建设等政策建议。叶春辉通过使用2005年全国5个省份100个村的实地问卷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村垃圾处理服务投资的决定因素。[7]
从已有的文献看出，国内外研究人员已经对垃圾集中处理问题做了不少的分析，但是目前对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支付意愿的实证研究较少，而且对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不足，另外，之前的研究尺度主要集中于全国范围，少有针对某个特定县域的研究，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差异，农民对于垃圾费的支付意愿也不尽相同，研究的区域尺度过大，其结论势必难以精细化，解释能力也会受到限制。因此，我们选择一个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县——河南省淅川县进行研究。
二、调查与样本特征
（一）案例区概况
淅川县位于河南省西南部，与陕西、湖北省两省相邻，因淅水（灌河）纵贯境内形成百里河谷冲积平原而得名。全县总面积2 798平方公里，其中荒山290万亩，耕地70万亩，水面60万亩，国土分布基本为“七山一水二分田”。总人口为74.6万，其中农业人口为65.8万。淅川县管辖11个镇，4个乡，种植业是以辣椒、小麦、玉米为主，畜牧业以猪、牛、羊为主，它不仅是举世瞩目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地和主要水源地，还是河南省首批35个扩权县及移民大县。因此淅川县属于一个集山区、库区、移民区于一体的特殊县。
（二）调查和样本选取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09年7月在河南省淅川县进行的农户典型抽样调查，分别于北部山区、中部半山区、南部平原各选择5个村庄，每个村庄随机选取10户农户。问卷总数为150份，经过整理得到有效问卷141份，问卷有效率为94%。本次的调查问卷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农户的基本情况，包括家庭人口规模、目前在学人数、劳动力人数、户主性别、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的健康状况以及家庭人均纯收入等。第二部分为相关问题，包括农户对农村垃圾集中处理的支付意愿、农户对本村的环境评价、农村的垃圾污染问题是否有所改善以及当地政府是否重视生活垃圾污染问题等。
（三）样本特征
对调查样本的家庭和个人特征的基本统计结果表明，2008年样本的人均纯收入为4 039. 94元，低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河南省家庭4 454. 24元人均纯收入，笔者认为导致这个差距的原因主要在于淅川县大部分属于山区，没有天然可利用的资源。从样本个人特征来看，样本中男性比例为67%，受访者平均年龄为38岁，平均文化程度为初中。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次调查的141份有效问卷中，有39个样本表示不愿意支付垃圾处理费，占总户数的27. 6%，在剩下的102个愿意支付垃圾处理费的样本中，平均每户每月最多愿意支付的费用为6. 38元。
（一）户主特征对支付意愿的影响程度（见表1）
男性对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支付意愿会强于女性。这是因为，调查显示农民对环保的了解大多是来自于电视，而男性对科教频道的喜欢要多于女性，表1的结果和我们的预期是一样的。
年龄越大，支付意愿越低。我国农民的受教育水平和年龄呈现负向的关系，年龄大的人一般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对新事物的认知能力和接受能力比较弱，因此支付意愿偏低。从表1可见，在年龄低于30岁的被调查人员中，80%的人表示有支付意愿，该比例在年龄为30 -45岁之间的被调查人员中下降为70%，而在大于45岁的被调查人员中，该比例更下降为57%。
文化程度越高，支付意愿就越强。这是因为，文化程度越高，对环境知识就越了解，进而对垃圾对人类的危害认识得越清楚。表1中显示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上的被调查样本的支付意愿要比初中以下的支付意愿多出32个百分点。
户主的健康状况不好会制约其支付意愿。在一个人连基本的健康都保证不了的情况下，他对其他方面的考虑就会相应减少。
户主对环保知识越了解，支付意愿就会越强。原因在于，环保知识越丰富，越是能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越愿意为拥有一个健康优美的环境支付费用。
户主对本村环境的评价越低，支付意愿越强。这是因为户主对本村环境评价越低，说明其对本村的环境越不满意，因此愿意付出代价来改变目前这种不满意的状况。
（二）家庭特征及行为对支付意愿的影响程度
家庭人口规模越大，支付意愿越弱。家庭规模大者，其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会制约着家庭收入的增长，从而支付意愿较弱。如表2所示，家庭人数少于3人的，84%的人表示有支付意愿，家庭人数为4人，有支付意愿的有71%，而家庭人数大于4人的，只有68%的人有支付意愿。
一般理解，家庭劳动力人数越多，家庭收入就会越高，那么支付意愿就越强。但是表2的结果却和我们的预期相反，文章的后面将会进一步验证。
农户家庭经济状况对农户是否愿意支付生活垃圾处理费有较大的影响。家庭人均纯收入越高其支付能力就越强，而且家庭收入高，家庭消费水平也越高，家庭产生的垃圾数量和种类也相对较多，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费用的支付意愿就可能较强，而对低收入家庭来说，会认为垃圾完全可以由自己以其他免费的方式处理，而且低收入家庭产生的垃圾数量也会相对较少，这和我们的预期相同。
上学人数较多的家庭支付意愿强。对于一个家庭，目前正在受教育的人数越多，说明家庭比较重视教育，重视知识，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这个家庭的环保意识也会比较强，因此支付意愿高，表2的结果和我们的预期一样。
家庭垃圾处理方式也会影响着支付意愿。调查范围内，所有村庄均无统一的垃圾处理站，村民处理垃圾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垃圾堆肥，一种是随意倒在村子或者池塘。垃圾堆肥是一种经济环保型的处理方式，采用堆肥方式处理者支付意愿也相对较强，反之则较弱。
四、logistic模型分析
（一）模型设计
基于以上的研究，我们认为农户对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支付意愿受到了以上户主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的共同影响，出于比较和数据可获得性等方面的考虑，本文将农户是否有支付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农户个人和家庭特征作为解释变量，得到如下模型：

在上述模型中，Y表示是否有支付意愿；Xl表示户主性别，X2表示户主年龄，X。表示户主受教育水平，X4表示户主的健康状况，X5表示户主对循环利用知识的了解程度，X6表示户主对本村环境的评价，X7表示家庭人口规模，X8表示家庭劳动力人数，X9表示家庭人均纯收入，X10表示家庭目前在上学人数，Xll表示家庭垃圾的处理方式。上述变量中，如果结果直接显示为数字，则用数字表示，如户主年龄、家庭人口规模、家庭人均纯收入等；若结果不直接显示为数字，则采用赋值的方式，如支付意愿，有支付意愿为1，无支付意愿为O；户主性别，男-1，女=0；户主受教育水平，文盲为O，小学为1，初中为2，高中和中专为3，大专为4，本科及以上为5；户主健康状况，好为1，一般为2，差为3，非常差为4；户主对循环利用的了解，了解为1，不了解为0；户主对本村环境的评价，非常差为O，差为1，较好为2，好为3；家庭垃圾的处理方式，随意倒掉为0，垃圾堆肥为1。
本研究所考察的是农户是否有支付意愿，结果为农户有支付意愿和无支付意愿两种。传统的回归模型由于被解释变量的取值范围在正无穷大与负无穷大之间，在此处不适用，因此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将被解释变量的取值限制在(O，1)范围内。
（二）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本文运用SPSS16.0统计软件对调查的141户农户的横截面数据，采用了向后筛选法进行了Lo-gistic回归处理。首先将所有变量引入回归方程，然后进行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在一个或多个t检验值不显著的变量中，将t值最小的那个变量剔除，然后再重新拟合回归方程，并进行各种检验，直到方程中变量回归系数的t值基本显著为止。这样一共有7种计量估计结果。从运行结果看，各模型NagelkerkeR2值说明模型对数据拟合较好，模型通过剔除不显著的变量，最终得到最佳估计效果——模型7。根据表3中模型7估计的结果，将影响农户支付意愿的因素归纳见表3。
1．户主受教育水平是影响农户支付意愿的因素之一。从模型结果看，户主受教育水平变量的系数在5%统计检验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较高，且符号为正。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户主受教育水平越高，支付意愿就越强，这一结果与前面的预期一致，且由于回归系数较高，说明户主受教育水平对支付意愿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2．户主的健康状况也影响着农户的支付意愿。户主健康状况变量的系数在10%统计检验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较高，且符号为负。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户主健康状况越差，支付意愿越弱。
3．家庭人口规模对农户支付意愿也有着很强的影响作用。家庭人口规模变量的系数在5%统计检验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较高，且符号为负。这说明家庭人口规模越大，支付意愿越差，与前面预期一致，且由于回归系数较大，说明家庭人口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支付意愿。
4．家庭人均纯收入是农户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之一。家庭人均纯收入变量的系数在1%的统计检验水平上显著，且结果为正。这说明家庭纯收入越高，支付意愿越强，与预期一致。
5．家庭目前在学人数也同样影响着农户的支付意愿。家庭目前在学人数变量的系数在10%统计检验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较高，且符号为正，说明家庭目前在上学人数越多，农户的支付意愿就越强，这和我们前面预期的一致。
五、结论及建议
通过统计和模型分析，我们发现，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纯收入以及家庭目前在学人数对农户的支付意愿有正的显著作用；户主健康状况、家庭人口规模对农户的支付意愿有负的显著影响。其他6个变量在模型中都不显著，无法得出与农户支付意愿的关系，与预期的结果不一致，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如果政府希望在农村地区增加垃圾处理服务，降低生活垃圾污染对环境和居民的损害程度，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工作：
1．加强村庄环境保护的宣传和教育工作。由于户主受教育水平对支付意愿有着积极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加强农村环保宣传工作、增强农民的环保意识。环保教育应当从小抓起，将其贯穿于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整个教育过程，提高环保教育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广泛提高社会公众的环保素质，尤其是增强收入相对较低居民的环保意识和缴费意愿，为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目标营造良好的氛围。
2．政府应该高度重视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问题，从调查问卷中我们发现，大多数农民认为政府应该更加重视乡村垃圾处理问题，而此问题恰恰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目前国家一直在强调新农村建设，如果农村垃圾污染问题解决不了，新农村将无从谈起。同时．政府应该扶持和推动农村非政府环保组织的发展，扩大这些组织的群众基础和影响力，加强与政府部门的联合力度，对居民的行为起到良好的引导监督作用。
3．政府应该继续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户主的健康状况影响着其支付意愿，因此要从我国国情出发，继续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完善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于提高农民健康、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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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UBIN JEFFREY A.PETER NAVARRO. How mar- kets for impure public goods organize the case of household refuse collection[J] Jounal of Law, Eco- nomics&Organization,1988 ,4(2):217 - 241.
[4]边东圣．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现状、管理及对策[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1(5)：53-56.
[5]何水晶，李启彬，刘忠鹏．新农村建设中的垃圾处理对策探讨[J]．农村经济，2007(12)：114-116.
[6]尹希果，王鹏，李东宇．城镇污水、来及处理收费制度改革中微观主体的行为研究[J].东北大学学报，2008 (10)：305-311．
[7]叶春辉，农村垃圾处理服务供给的决定因素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7(3)：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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