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走近本雅明
一、 为什么阅读本雅明
本雅明（1892——1940），德国犹太人，全名瓦尔特·本迪克斯·舍恩弗利斯·本雅明（Walter Bendix Schonfles Benjamin）。他于1892年7月出生于柏林一个被同化的富有的犹太商人家庭。在德国，本雅明是犹太人的专有姓氏。本雅明曾先后就读于弗莱堡、柏林、慕尼黑和伯尔尼等大学。1924年本雅明在意大利度假期间，结识了苏联女导演阿丝娅·拉西斯（Asja Lacis，1891——1979）。正是在这位苏联女共产党员的影响下，本雅明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1926年本雅明出访苏联，可这次出访并未给他留下太好的印象，他对苏联糟糕的经济状况、紧张的政治空气提出了批评。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本雅明继续研读左翼思想的书籍，吸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并使这一思想成为他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激烈批判的利器。1928年，本雅明撰写了集中体现其早期美学思想的作品《德国悲剧的起源》。此后，本雅明加入了法兰克福大学的阿多尔诺、霍克海默组织的法兰克福研究所，从而组成了后来享誉世界的法兰克福学派。1935年，本雅明完成了集中体现其后期美学思想的力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随着德国纳粹势力的不断扩张，本雅明被迫逃离德国，流亡法国巴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沦陷。1940年9月26 日，为躲避盖世太保的迫害，本雅明在遭到西班牙政府拒绝入境后被迫自杀，年仅48岁。
那么在今天，我们为什么阅读本雅明？正如安德鲁·本雅明与彼得·奥斯伯恩所指出的，每一个阅读本雅明的人都会得出自己的结论，通过本雅明的作品，去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本雅明。 这似乎意味着，本雅明是难以穷尽的。也因此，本雅明的意义与价值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或许，正是在无数人对本雅明的理解与评判中，折射出一个真实的本雅明。
然而，无论是汉娜·阿伦特，还是苏珊·桑塔格，都在默许这样一种评判：“本雅明是……，但又不是……。”说本雅明“是”什么，是在试图将本雅明归为某一类中；而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一个“不是”又将全部努力解构掉了。于是，本雅明又从那一类中滑了出去。汉娜·阿伦特最后认为，本雅明是无法归类的。这倒并不是因为他太特殊，而是因为既有的社会分类无法适应本雅明所扮演的角色。 甚至包括安德鲁·本雅明，他曾明确地将本雅明归为哲学家。但他又说，本雅明的哲学是在传统哲学的空白处生长的。它的存在不是使哲学继续生存下去，而是试图使哲学在延续的过程中，同时解构自己。 于是本雅明作为一个哲学家，又在宣判自己的死刑。我们因此可以看到，本雅明总是生存在既有规范的空隙中的，他是一个典型的边缘人，一个试图从边缘向中心发起挑战的人。无论是他的理论，还是他的思维，包括他的作品的存在形态，他自身的生存方式，都是边缘性的。边缘——或曰，在规范的空隙中的存在——或许是对本雅明最好的评判。
而这种边缘性，使得本雅明注定要一生漂泊。他在德国、在奥地利、最后在巴黎，不停地寻找自己的栖身之所。甚至是远在中东的巴勒斯坦也曾经成为他追踪的目标。一生的漂泊，暗示的却是灵魂的流浪。流浪，成为对本雅明边缘化生存的又一个理解。在《发达资本主义时期的抒情诗人》中，本雅明追踪着流浪汉的足迹。他们无法离开城市，城市的一切不仅刺激着他们，让他们感受着现代文明的丰裕与自由；同时，城市又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生存于大众中，又清晰地从大众中分离出来。他们与大众不是同路人，只能徘徊在偏僻的小径，龟缩在城市的角落里，成为城市冷漠的观察者。而本雅明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流浪汉——精神家园在现代社会中迷失了的流浪汉。一个清晰的注脚是，本雅明拒绝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而只承认自己是文人。因为前者总是要隶属于某一个阶级或阶层；而后者似乎有一种超脱性、独立性在里面。这使得本雅明永远是一个异类，永远为社会所不容。这正是追求精神自由所付出的代价。
本雅明的思想极为复杂，尼采、洪堡、马克思、传统犹太教的救世观念以及二十世纪初叶社会思想的纷繁凌乱、光怪陆离都在他的思想上打上了烙印。而“寓言”则是本雅明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本文即以本雅明的这一范畴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并认为寓言范畴，自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一文提出后，即成为他思想中的一根主线——文艺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贯穿于本雅明思想的始终。因此，理清此范畴，对理解本雅明的思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目的即是通过历史的、文本的以及社会文化的考察，理清本雅明寓言范畴的基础、内涵、层次及其与本雅明其他重要的思想观念间的联系[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