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光显示出中国人无法使自己从过去的沉重包袱中解脱出来；这场斗争被陷入在两种不同的现代性之间的夹缝之中，其中一种现代性是霸权主义的现实，另一种现代性则是一种解放事业。”5中国共产党的选择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处境中作出的反应。许多年之后，毛泽东说：“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就不应看作是一位浪漫诗人的抒情，而是他在重重矛盾中作出选择后自豪的告白。作为胜利者，这一告白潜含了他一向的乐观主义。但它同时也掩盖了现代性旋涡中出现的矛盾，而恰恰“中国化”的胜利和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一起构成了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一个西方的历史学家曾经写到：在马克思的时代曾经以“天朝“闻名于世的国度，被称为“活化石”的国度，却让“先进的”西方世界中最现代的革命学说在它那里生根开花并结出果实，这个矛盾的现象一直是历史学家的难解之谜：马克思主义学说教导人们，只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才能够创造出使社会主义成为真正可能性的工业先决条件——而且同时产生现代无产阶级，即注定要使那种可能性成为历史现实的社会力量。然而，在资本主义前的中国，马克思的当代弟子们却完成了现代最伟大的革命，并且是利用农民起义的力量完成的。6这个历史事实让包括这位论者在内的历史学家感到匪夷所思。而且中国革命并不像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那样，是一个改变历史方向突发的政治事件，它没有巴黎群众攻打巴士底狱或俄国布尔什维克在“震惊世界的十日”中夺取政权的戏剧性革命事件。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的时候，中国革命家已经完成了摧毁旧秩序的战斗。7
西方历史学家也中于在这个历史事实面前谈论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或者说，是这个历史事实证实了中国共产党所选择的道路，他们实现了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改造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梦想，百年激进的理想变成了现实。但是，在抗拒一种现代性的过程中以及实现了这种抗拒后，新的现代性矛盾始终环绕在新中国周围，而这种矛盾一开始就充满了窘迫与紧张。德里克事后发现了这一矛盾的存在，这就是，在中国：
启蒙运动既成为使人们从过去解放出来的工具又是对民族的主体性和智慧的否定；而过去则成为一种民族特性的源泉又是加诸现在的负担；个人既是现代国家的公民又是全民族解放的威胁因素；社会革命既是把阶级和社会群体解放出来从而建立一个真正民族的工具又是导致民族解放的分裂因素；乡村既是古老的民族特性的源泉又是发展的绊脚石；民族既是世界普遍主义的动力又是反对霸权行为的防卫力量（即以狭隘的本国观念的永久化而向世界封闭）。诸如此类的矛盾无穷无尽；它们在不同的社会视野里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但是它们都属于现代性的矛盾。8
这些矛盾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曾以简化的方式做了处理。也就是说，民族解放的总体目标成为主要任务时，其他矛盾只能在压抑中作为代价被忽略，而当面对这些具体矛盾时，就只能以一种“不确定“的形式作出不同的回应。事实上，无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诸如精英与民众、集体与个人、民族与世界、民主与控制、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等问题，都没有明确和稳定的理论阐发。允诺的临时性总为不断的变化所替代，独特的中国道路始终是一个实验中修订的方案，它的乐观主义和探索性就无可避免地在实践中遇到障碍和挑战。而方案的修订是以“政策和策略”的形式出现的。
超越资本主义道路的选择，无疑是一种富有想象力的实验。中国共产党在解决它所面对的矛盾时，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强调人的作用，一是强调民族性。资本主义世代的物资积累是东方古国不能比拟的，但人的意志却是可以重塑的。长征的胜利使毛泽东更加坚信人的意志的作用，延安的艰苦环境和战争中的献身精神，使经历了那一时代的人都培育了崇高感和英雄主义。这种神圣精神在反复强调中演变为道德价值，它超越了资本主义对物资的炫耀，而强调人的作用。但这个“人”是一个“大写的人”，当把“大写的人”当作符号的人对待的时候，这一理论就没有成为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而恰恰是一种对人的自然要求
和心灵世界的压抑和控制力量：人需要有道德意识，社会也需要秩序的规范，但人并不总是时时需要神圣和献身、时时需要忘我的。日常生活的多样性要求和心灵世界的丰富性表达，具有无可争议的合理性，但在对人的意志强调控制的过程中，它只能是不合理的。
因此，当代文学在建构的初始阶段，规范和控制为这一领域留下的自由是相当有限的。50——70年代，曾出台过大量的关于文学艺术的方针政策，召开过许多关于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