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这本文学史建构了一种更为激进的写作框架。在文学运动部分，用革命运动统摄文艺运动和现象；在作家作品部分，简单地使用了阶级划分的方法。三十年来的文学史，被概括为从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在具体判断上，他强调“首先应划分是人民的和反人民的界限”20在这样的视野里，胡适、陈西滢、梁实秋、“新月派”等，都划到了反人民的一边。“现代评论派”、“新月派”是“反动没落的文学派别，在政治上是反人民的，在艺术上则是反现实主义的，因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它们是一股逆流。”21这本文学史还开了在文学史上批判沈从文、徐志摩等作家的先河。
同年10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东北大学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第一卷。这部著作在未出版之前，曾被李广田称为是“思想性较强，不过有些武断”的一部著作。在《新年文学史纲》中，作家都被纳入“革命作家”、“进步作家”、“小资产阶级作家”、“右翼作家”等范畴进行评价。
1956年，作家出版社又出版了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下卷，这部文学史是高教部委托出版的高校现代文学史教材。在绪论里，作者阐发了研究现代文学的三大任务和目的：第一、叙述“五四”以来先驱者使用文艺武器与统治阶级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实况；第二、把各个历史时期的战斗史实和经验加以正确的叙述和总结；第三、全面深入地考察和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作家和作品。他同时强调说：“必须在新文学史的研究工作中，划清敌、我，分别主、从。”22在这样的文学史框架中，朱自清、戴望舒等作家，必然要作出低调的处理。
在政治文化的主导下，这些文学史从反面汲取了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教训”。到1958年，留给这位现代文学学科奠基者的只有“检讨”。他在《〈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自我批判》中说：
我错误地肯定了许多反动的作品，把毒草当作香花，起了很坏的影响。胡风分子的作品，我大都是加以肯定的，还特别立了一节谈《七月诗丛》，究竟我肯定这些作品的什么东西呢？翻开我的书，不外是“情感丰富”之类的词句，而脱离了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政治倾向，……我还肯定过丁玲的反党作品《在医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时候》，冯雪峰的《灵山歌》和《乡风与市风》等杂文集；对这些毒草的内容我毫无批判，而是当作香花来肯定了，这除了说明我的立场和思想感情上有和他们共同的地方以外，是很难用其他原因解释的。23
文学史的“历史建构”，在这样一种政治文化背景下有了“主流”和“非主流”的区别。“非主流”作家在不断的滤及和批判的过程中被逐渐淘汰。这种“历史”的叙述事实上不止是要建构现代文学的主体性，同时它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非主流”文学将不再作为文学遗产被对待，除了革命文学和进步文学，其他的文学潮流、现象，因其“不合法性”而不再受到重视，也不会得到继承和发展。进入共和国之后，文学生产的纯净化和对多元倾向的排斥、批判，证实了这一“建构”的现实意义。现代文学史“历史化”的建构过程，就是当代文学史的建构过程，对切近发生的文学历史的叙述并不是没有边界的。这一边界不断被厘清和划定的过程，也就是当代文学史“清晰”地呈现出来和获得合法性的过程。
注释：
1、 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
策》，第29页，曹沛林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2、 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第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3、 特里.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第299——300页，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4、 《汪晖自选集.自序》，第二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5、 《周扬文集》第一卷，第2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6、 夏衍：《抗战以来文艺的展望》，《文学运史料》第四册，第34-35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7、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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