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 发生在经济领域中的全球化还造成了与经济政策、生产方式的改变息息相关的价值观 的更迭与改变，“进步、平等、团结、集体福利和物质保障这些传统‘凯恩斯’主义的 价值观被后福特主义的价值观取而代之，像成就、成功、精明、隐私等”(注：[法]雅 克·阿达：《经济全球化》，何竟、周晓幸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页。) 。除了价值观的改变以外，社会结构各领域间的影响在文化方面的表现也非常显著。正 如上文所言，全球化的发生是少数后工业化国家将金融经济政策和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 内推行，因此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只能消极地或私下里加以界定，它没有控制性的代理 人，也没有观察视点，因为求助于因果关系和客观性的解释就在宣称，全球化是帝国主 义的变种，与帝国主义者令人眩目的修辞诡计共谋。”(注：[英]查尔斯·洛克：《全 球化是帝国主义的变种》，俞可平、黄卫平编：《全球化的悖论》。)与经济上的被动 局面一样，经济全球化的后果在文化方面的表现就是，占据经济优势地位的文化实体通 过商品的形式向弱势地区输出价值观念、艺术准则和生活方式，多元文化的差异在理论 上受到尊重，弱势文化被当做参照系中的某个坐标，但事实上却是不断受到损害甚至侮 辱的异己，被唤做“他者”。
后发国家的近现代史上充斥着殖民半殖民的记忆，军事力量的侵入不仅中断了民族经 济增长的自然趋势，动摇了政权统治的合法性，而且生生地切断了民族文化的自身传承 。当古老文明不足以担当起救亡图存的使命时，它自身的价值就遭到否定。但是这种简 单的否定忽略了一些问题，难道民族的生存危机仅仅是由文化的落后造成的?通过批判 民族文化来增强国力是不是避重就轻、舍难趋易的心理逃避方式?如果说现代性的历史 进程以暴力的手段生硬地截断了后发国家的文化自然史的话，那么，后殖民时代的全球 化进程就是借助世界金融体系进行的对于别国的支配，通过便捷的复制技术和迅疾的网 络传播手段，以及已经建立完备的全球倾销市场，在全球化的旗号下，借助自身已经占 据的优势地位，争夺甚至覆盖新近形成的文化市场，而且，“跨国资本主义使各种文化 更加接近，通过传媒互相交流、渗透乃至融合，改变文化的原有特点”(注：王逢振： 《全球化、文化认同和民族主义》，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 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后发国家的本土文化与本体生长根源被人为隔断，文化发 展的自然态势受到影响甚至中断。
尽管强势文化的输出地位已经很牢固，可是全球化的推行者在西方中心论破产以后的 后冷战时代仍然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上看待文化差异，不同于基督教文明的其他区域文明 都被当做邪恶的威胁者，受到强烈的敌视。最明显的就是喧嚣一时的“文明冲突论”， 将多种东方文明一概视做竞技对手，由此而来的对策就是敌对性的持续遏制，就像曾经 畅销一时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危言耸听地预测十年、二十年之后的战局一样， 全球化的推进力量力图加快价值观念的同化过程，否则就一律视之为隐藏的威胁。后发 国家的文化现状也因此多了一重顾虑。
除了被臆测为政治战略假想敌以外，后发国家的文化还常常被当做强势文化的附属， 在低势位的、客体性的、女性化的被动位置上承受想象性的奇观窥视期待。从那些强势 者制造的文化产品中可以见到，关于他者文化的想象往往印证了强势文化的自我精神优 越，由于地理距离的远隔、历史事实的生疏和切身感觉的隔膜，使得映射在全球化文化 工业中的弱势文化形象显得怪异而诱人，形式化了的虚幻感抵消了该文化类型中原有的 深层意义。这种行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双向的，它不仅误读、误释了该文化类型的精 粹内涵，而且又在反过来进行的文化倾销中，将制造出来的伪奇观当做仿真的文化回输 到该文化的原生地，迷惑那些欠缺前提认识的本土观众，甚至替换掉关于该文化的处身 性认知。换言之，该文化内部的制造者叛离民族本位立场，在意识或潜意识的支配中， 自觉迎合甚至主动制造接受凝视的文化对象，错错相因的结局是弱势文化在书写中被一 再改写。
在国际文化学界对于全球化以及“世界文化”的争论中，文化的全球化主要是指在世 界范围内起作用的文化的生长与加速发展的整体过程
，特别是世界整体意识的形成过程 。1960年的“地球村”概念预示着各国文化在“世界化市场”中将经历巨大的转型、交 流、合并，日渐趋向形成统一化的“地球文化”。有些社会文化学家认为全球文化是未 来趋向型的，是以年轻人为主导、多元文化参与构成的全球文化系统，但是反对意见却 把这种承诺当做谎言来戳穿。“全球化果真给世界带来多样化的文化娱乐和文化形式吗 ?”只要看看好莱坞电影工业海外发行所得的利润产值，看看迪斯尼标识怎样成为了全 球儿童的通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