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判断方面发生了不容忽视的改变，年轻一代的学人不仅拒绝不假思 索地接受这个文化潮流，甚至不无偏激地将之批评为“精神逃亡”，“暴露出知识精英 价值取向上的迷惘和精神建构上的消极”(注：贺奕：《群体性精神逃亡：中国知识分 子的世纪病》，《文艺争鸣》1995年第3期。)。同时，曾经创下经济发展奇迹速度的亚 洲“四小龙”，在1997年金融风暴中的全军覆没导致了对于新儒家价值的再评价，海外 对于儒家文化圈的建立设想也不得不再次做出修正。
一些文化制作者提出通过制造本民族的流行文化来取代和对抗国外商业文化，尤其在 影像文化生产中加大民族文化的含量。初听起来这种设想是双赢思路，既可以满足本土 观众的审美预期，回应日常生活经验，又可以展示特色中国，在世界文化视阈中获取认 可或赞誉。然而从实践当中显现出来的误区则是双重的失落。一方面，此类文化产品在 本土观众中获得的反响在回馈程度上远远弱于国土以外，另一方面，它提供给异域观者 的文本欣赏，不仅没有抵达沟通的理想境界，反而造成更多的误读。视觉文化所造成的 真实幻象提供给观影者似是而非的文化经验，以致于他们在论证自己的学术观点时，竟 从影片中的艺术因素中借用论据，用那些未曾经过验证的、艺术化的伪民俗来证明历史 性、实证性的文化差异，成为西方的“以诗证史”(注：[澳]斯泰芬尼·唐纳德：《中 英视觉文化中白色女性的研究》，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 由此得出的研究成果不仅不足为凭，而且是以讹传讹。因此，仅仅寄希望于打造本土流 行文化，并不能完成
民族文化的重建和自救。如果其中已经先在地失去了对于“被凝视 ”的自省意识，失去了针对后殖民风潮的批判维度，所能够制造出来的文化产品也就无 从逃离价值平面化的危险，不仅不可能具有建设性功效，反而会造成更多的负面效应。 因此，民族文化自救之途必须与价值重现相连，否则就可能流于空虚的话语泡沫。
四、确立民族话语权与本土文化输出
在话语理论中，话语权被用来指称言说者的权力，话语权的获得与失去，直接关系到 言说是否可以继续，所说是否为真，交往的对象是否处在平等的势位上。推而广之，一 个民族的话语权，也就是该民族在全球语境中具备怎样的知识地位，在话语的运动中是 纯然被动呢，还是有所输出和贡献。确立文化全球化中的民族话语权，不是暂时的意气 之争，而是保证民族文化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所要达到的目标不是分享话语霸权，以 代表人类普遍方向自居，而是保存民族文化的完整性和持续发展的培养基，使理论的多 元倡导物化成存在的多样形态。这样才会避免文化史的再次断裂，避免后殖民时代中的 文化同化，并且可以提供激活传统文化的活性因子，确保传统文化继续留存在当代视野 中，参与建构社会价值系统和民族心理结构，由此保有文化特性，不仅是形式感上的装 饰因素，更是精神底层的支撑与基础。
应该看到，尽管全球化的过程充满着同一化力量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全球文化的 重组和新变使不同文化在频繁的相互运动中此消彼涨，但这也是全球价值形成的过程， “一个民族的最大光荣就是在全球价值的形成中增大自己的份额，全球化的未来将是全 球价值形成并发挥主导作用的局面”(注：李慎之：《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及其价值认同 》，俞可平、黄卫平编：《全球化的悖论》，第15页。)。如果全球价值的形成仅仅是 某种单一文化的推广与覆盖，恰恰是对全球化精神的背离，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达到民 族文化认同和知识体系重建，正是民族话语权的题中应有之义。
近年来大陆学界在关于后殖民主义和第三世界批评、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现代性和中 华性以及“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功过的讨论中都包含着重建文化认同的努力(注：陶东 风：《全球化、后殖民批评和文化认同》，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 》。)，然而这些争论中也包藏着把话语权的文化属性“民族主义化”的隐忧，一度反 响热烈的“光荣孤立论”在当今民族界限日渐消融的世界主义共识下，显出激情压过学 理的情绪色彩。按照这种孤立逻辑，民族文化也要从全球化的交融处境中自觉剥离出来 ，文化孤立也就成为维护民族尊严、保护精神存在的惟一条件。但是，要追问的是，孤 立的光荣感究竟依靠什么作为屏障和根源，所谓的“胆魄与智慧，各路豪杰之士的聪明 才智”的可依赖性，如果尚未与切实可以凭借的制度保障相结合，又将在哪个文化场阈 中发挥作用?因此，民族价值的再认识和重新被重视并不意味着要导向自我孤立，在转 化传统文化、建构当代文化的实践中，整理并重塑转型后的文化精神，重新倡扬具有当 下意义和指向的价值认同，用流动主体性取代顽固守成的单一主体性，接受多重自我和 复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