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学业自述

近十年学业自述预览：

自90年代来，本人是将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史研究作为主攻方向。缘由有二：

A·百年中国文论本是呈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乃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的重大构件，其世纪性分量或意蕴绝不逊色于“作家—作品”，而大陆学界(如北大、复旦、华东师大、南大、苏大等)现当代文学学者则大多持续重视“作家—作品”，对同样亟待系统述评的“思潮—理论”则有心者颇少，其间虽有北大温儒敏著《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大，1993年版)，复旦吴中杰著《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复旦，1996年版)，苏大刘锋杰著《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安徽文艺，1996年版)，但与热衷“作家—作品”的豪华阵容相比，犹嫌单薄。故本人有志于百年文论研究，实是痛感文论先驱为百年中国文学所付出的代价本不比作家弱，若长年得不到后人的精心勘探与郑重评估，未免天良不忍；更无须说，若百年中国文论迟迟得不到学术善待，则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乃至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之建构都将有遗珠之憾。

B·若着眼于学科建设，则20世纪中国文论史研究当是对郭绍虞40年代所奠基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术延展。曾被学界定为“二级学科”且设相应博士点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最初在郭绍虞那儿是从孔子文学观写到桐城派，嗣后其弟子将其尾声延伸到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其实，王国维主要撰于1904—1908年(《人间词话》脱稿于1908年)间的文学批评暨人本—艺术美学，既是延绵千年的古、近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最后一幕，同时也是昭示20世纪中国现代文论的光辉序曲，故潜心于晚近百年文论之史学爬梳，无疑是对“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先贤学业的殷实传承与发展。毕竟作为历史真实展开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并非终止于晚清，故后学也就有理由不惮续貂之尾。

●积十余年治百年中国文论之经验，可谓成果有三，特点也有三。三项成果：专著《世纪初的苦魂》(上海文艺，1995年版)；专著《新潮学案》(上海三联，1996年版)；论集《思想实验》(学林，1996年版)。三个特点则如下：

A·“独钟个案”———治百年中国文论，形态大体有二，或“通史”，或“个案”。本人取“个案”，如拙作《世纪初的苦魂》便尝试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探讨叔本华哲学对青年王国维的人本—艺术美学建构之影响；又如拙作《新潮学案》则依次对深刻影响了80年代思想界的李泽厚、刘再复、刘小枫、鲁枢元等人的文艺美学暨文化哲学作逻辑解析及价值重估。本人所以情系“个案”，除谨访学风浮躁，恐亵渎百年文论遗产外，另一原因是确凿认定百年文论实是一叠多卷本的总帐，本由许多分帐合成，故若一笔笔分帐不算清，便贸然纵笔春秋，怕最终不免将“通史”搅成一派混帐。故我甘愿在有生之年做“个案”，挨个儿做，虽慢，但坚实，较靠得住。

B·“自觉揭示百年文论的西学渊源”———与纯粹国学相比(姑且淡化佛学对中古文史的渗透)，20世纪中国文论的现代性在于：它显然是在“西学东渐”背景下，自觉不自觉地吸吮了近、现代欧美思想文化才生成或有所创获的，诸如叔本华之于王国维，别、车、杜之于周扬，黑格尔之于李泽厚，西欧近代人文主义之与刘再复，西方现代基督教神学之于刘小枫……我敢说本人在这方面用力不浅，且在方法论层面有所发现，如提出且践履“影响性比较文学”研究出路之一(即杜绝所谓“为比较而比较”)，当在从“文献学比较”水平深化到“发生学比较”水平，舍此恐无计探究某中国人为何非接受给定西学不可，以及如何接受(过程)之内在心理动因(文化基因)。

C·“重在探询百年学贤的人格根基”———窃以为，包括百年文论在内的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史，本是现代知识分子用逻辑—术语来书写的精神史暨灵魂史。若以此眼光来细读百年文论，则不难析出学理句式背后所蕴含、所纠缠的人文情怀或政治情结，不难析出“学者—批评家”在不同时期的激情与忧患，梦想与困惑……如此读来，则原先被织进沉寂思辨网络的百年文论，也就将激活其曾有的脉动与体温，这一切本是数代文论家注入历史的人格激素，于是，百年文论也就从根本上显露其赖以萌动及其圆寂的精神血缘。于是远逝的历史也就被唤醒，重新活在新世纪的视野。我写王国维、周扬、李泽厚、刘再复……皆作如是观，后撰《九谒先哲书》更将此技用熟，虽然后者已逸出百年文论范围，而旨在挖掘且呼唤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传统(简称“学统”)。

●综上所述，意义有二：A·就学科建设而言，为学界时贤或后人撰《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史》或续写“中国文学批评史”提供若干份殷实的学术—思想资源；B·就学统自律而言，借净化日常学术之行为，以活出角色价值之圣洁。

(作者通讯地址：华东师大中文系　邮编：20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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