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20世纪中国文学
引言：《红楼梦》情结
与中国古典文学相比，20世纪中国文学是全新的文学，因为它背离以往的中国文化和文学传统，而遵从了西方文化和文学的价值体系。于是，具有科学、民主和自由精神的西方文学倍受青睐，不断被追踪和翻译介绍；而几千年来被奉为经典的中国古典文学却门庭冷落，经常遭到批判、否定和嘲讽。在西方文学基本一统天下的20世纪中国文学格局中，《红楼梦》等少数作品可能是个例外。
对20世纪中国作家来说《红楼梦》是一个重大存在，这表现在几乎所有作家都读过或了解它；也表现在他们的创作或多或少都受了它的影响；还表现在有不少作家倾心和迷醉于它，并形成强烈的“《红楼梦》情结”。俞平伯一生酷爱《红楼梦》，后来成为举世瞩目的“红学家”。曹聚仁说他读《红楼梦》多达百遍。张爱玲是个典型的“《红楼梦》迷”，她曾说：“像《红楼梦》大多数人于一生之中总看过几遍。就我自己说，八岁的时候第一次读到，只看见一点热闹，以后每隔三四年读一次，逐渐得到人物故事的轮廓，风格，笔触，每次的印象各各不同。”(注：张爱玲：《论写作》，《张看》，花城出版社，1997年，第259页。)她还说自己是：“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注：张爱玲：《红楼梦魇·自序》，《红楼梦魇》，台湾皇冠出版社，1976年。)一个“魇”字足见张爱玲对《红楼梦》的“痴狂”情态。王蒙曾称：“我是《红楼梦》的热心的读者。从小至今，我读《红楼梦》，至今没有读完，没有‘释手’，准备继续读下去。《红楼梦》对于我这个读者，是唯一的一部永远读不完，永远可以读，从哪里翻开书页读都可以的书。同样，当然是一部读后想不完回味不完评不完的书。”(注：王蒙：《红楼启示录·前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刘绍棠与《红楼梦》有“不解之缘”，他甚至说：“我把《红楼梦》奉为中国小说家的‘圣经’。”(注：刘绍棠：《槛隔》，《如是我人：刘绍棠散文随笔》，华文出版社，1997年，第296页。)“在中国写小说的人不读《红楼梦》，我觉得就像基督徒不读《圣经》一样。”(注：刘绍棠：《断章取艺》，《如是我人：刘绍棠散文随笔》，第301页。)贾平凹在《贾氏家族》中亦称：“当我后来读了《红楼梦》，其中有些人际关系简直和我们家没有多大的差别，可以说这个贾家是那个贾府的一个小小的缩影。”(注：贾平凹：《我是农民》，陕西旅游出版社，2000年，第41页。)
不止于此，在20世纪中国与《红楼梦》发生亲密联系的作家还有一些，他们是陈独秀、胡适、鲁迅、巴金、曹禺、林语堂、老舍、李ｊｉé@①人、张恨水、何其芳、路翎、胡风、端木蕻良、孙犁、欧阳山、琦君、白先勇、高阳、三毛、李国文、霍达、陈忠实、余秋雨等。更重要的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出现过一些受《红楼梦》影响的经典之作，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伤逝》、《家》、《寒夜》、《四世同堂》、《雷雨》、《北京人》、《原野》、《死水微澜》、《京华烟云》、《金锁记》、《财主底儿女们》、《游园惊梦》、《白鹿原》、《穆斯林的葬礼》、《废都》等。如有学者认为：“我们可以把巴金创作中的一部分作品称为‘现代《红楼梦》’。”(注：陈思和、李辉：《巴金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247页。)林语堂的《京华烟云》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它离不开《红楼梦》。林语堂说：“在此期间，犹有一事可记者，即读《红楼梦》，故后来写作受《红楼》无形中之熏染，犹有痕迹可寻。”(注：林语堂：《我怎样写＜瞬息京华＞》，陈子善编《林语堂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45页。)也有人认为：“我们从《金锁记》等张爱玲的小说中，清晰地看到了《红楼梦》的巨大艺术投影。”(注：吕启祥：《＜金锁记＞与＜红楼梦＞》，《张爱玲评说六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第443页。)早在40年代就有人称张恨水的《金粉世家》“承继着《红楼梦》的人情恋爱小说”，是“民国红楼梦”(注：徐文滢：《民国以来的章回小说》，见张伍著《忆父亲张恨水先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25页。)。还有人称贾平凹的《废都》是“当代的《红楼梦》”(注：参见贾平凹《如语堂》(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年)第13页。)。由此可见《红楼梦》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非同小可，如果将《红楼梦》的影响抽离出去，20世纪中国文学将不可想像，至少它会大为逊色。
在20世纪激烈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整体语境中，何以会出现那么多对《红楼梦》情有独钟的作家和承继《红楼梦》传统的经典之作?换言之，《红楼梦》与现代文化精神有哪些贯通之处，20世纪中国文学到底从《红楼梦》中汲取了哪些有益的养分，以发展和壮大自己呢?
一、反叛专制与追寻自由
对中国现代新文学生成的探源，客观地说研究者并没有完全不顾中国文化和文学传统，如明末清初的思想启蒙家后来渐受重视，周作人提出明清小品是中国现代散文产生的重要源头，胡适提出“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文存》第1集，黄山书社，1996年，第11页。)。但总的说来，研究者总习惯于从“西方”角度着眼，即认为是“西风美雨”的浇灌才使中国古典文学这棵濒于死亡的老树重生，并枝叶繁茂生长起来。站在这一基点，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就有了这样的倾向：大凡对作家作品研究者总是从西方寻找生长点，而较少探寻中国传统的根由，如对鲁迅、巴金、曹禺等人的研究都是这样。一般来说这一理路无可厚非，因为20世纪是中国根本转轨的时代；但从文学内部的成长来说，厚“外国”而薄“中国”却是有问题的。我们很难想像缺乏现代性因素的中国古典文学会在“西风美雨”下长出现代性品格，就如同再好的阳光雨水也难以令一棵死树复活一样。仅就“反抗压迫，寻求自由”这一主题而言，以往研究就没有跳出这一思维模式，好像只有西方娜拉等人才具有个性解放精神。事实上，《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学的集大成者也包含了个性解放思想的因素，而且这一思想对20世纪中国文学也有重要影响。
《红楼梦》全面、细致而又深刻体现了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严密性、残酷性和权威性，专制思想就如同一张硕大无朋的网，它无所不在地控御着大观园的一切，其中最突出的是“家长制”。在《红楼梦》中专制家长有贾母和贾政两个代表人物。贾母表面看来平和、宽容和不管家事，但实际上是贾府的最高统治者。在她身上有着浓厚的封建思想和不怒而威的“绝对权威”。在贾府除了贾宝玉，上下左右连贾政和王熙凤都怕她。一家人众星捧月似地哄着贾母，并千方百计给她找乐子。贾母虽轻易不拿出“权威”，但因为她在贾政就不敢打宝玉；而造成宝、黛爱情悲剧的主因就是贾母。还有祭祖、拜年等活动，那细密和等级森严的礼仪更充分显示了贾母的权威。李国文认为贾母“这样至尊的女性权威，不但是实际上进行统治的首脑，也是维系家族团结的象征，更是护卫家族传统的精神领袖”(注：李国文：《贾母论》，《东方文化》2002年第1期。)。贾政是大观园仅次于贾母的专制者。他表面的“人品端方风声清肃”却掩盖不了本质的“专制与虚伪”。最典型是他对贾宝玉的态度，那总是一副“家长”嘴脸，有时“断喝”，有时“大打出手”，有时“声称要把宝玉勒死”，以至于贾宝玉怕他怕得要死。有趣的是，贾政即假正经也，反衬出一个活脱脱的“伪君子”形象。
20世纪中国作家深受《红楼梦》影响，而贾母和贾政代表的封建家长专制就不可能例外。俞平伯说：“我们平常也都知道封建社会婚姻是不自由的，看了《红楼梦》就更恨这样的不自由。”(注：俞平伯：《＜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2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83页。)鲁迅曾将《红楼梦》的大观园比成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在《言论自由的界限》中他还说：“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注：《鲁迅选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280页。)鲁迅在此虽没有提到贾母和贾政，但对贾府“不自由”的专制统治却深表不满。理解这一点就容易理解，鲁迅笔下的鲁四老爷(《祝福》)和四铭(《肥皂》)多么像贾政；甚至《阿Q正传》里的赵太爷也有贾政专横的影子。王瑶说过：“我们在鲁四老爷身上看到了贾政式的虚伪的‘正派’。”(注：王瑶：《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文艺报》1956年第19、20号。)曹禺曾说：“我第四次读《红楼梦》，就注意到贾政和贾母，贾政是个伪君子，贾母最让人讨厌。随着我的年龄和知识的增长，我对这两个人物逐渐有了较深的认识。”(注：曹禺：《我的读书》，《曹禺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51页。)而曹禺的戏剧一直是坚决反对“家长制”的。《雷雨》中的周朴园在虚伪、凶狠、专制及思想腐朽上面，与贾政是多么相似!《原野》和《北京人》中焦母和曾老太爷又分明是贾母和贾政的延伸，只是前者强化了“阴”、“狠”与“恶”，而后者加大了年龄和辈分。因为在周朴园、焦母和曾老太爷身上，确实有曹禺曾厌恶的“伪君子”贾政和“让人讨厌”的贾母影子。而以往的研究者却没有看到这一点。对巴金有人认为：“巴金对《红楼梦》是非常了解的，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的环境里，上辈虽然官职不大，但封建大家庭的生活方式是相像的。”(注：陈思和、李辉：《巴金论稿》，第257页。)这个“官僚家庭”的家长专制是显而易见的。在回忆自己创作《家》的动机时，巴金又说：“我更有勇气来宣告一个不合理的制度的死刑，……我要从恶魔的爪牙下救出那些失掉了青春的少年。”(注：巴金：《家》，李存光编《巴金研究资料》上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375页。)看来，巴金对家长专制的“恶魔的爪牙”深恶痛绝。也只有在这一前提下，他才能塑造出贾政和贾母类型的高老太爷(《家》)与曾母(《寒夜》)形象。另外，张恨水笔下的金总理、金太太(《金粉世家》)，林语堂笔下的曾文璞、曾太太(《京华烟云》)等都与贾政和贾母的专制虚伪一脉相承。有研究者认为金太太(《金粉世家》)“显然也有贾母、王夫人的痕迹”(注：袁进：《小说奇才张恨水》，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84页。)。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20世纪中国文学在描绘封建家长专制时使用了浓墨重彩，给人以强烈的压抑感。而塑造的男女家长形象虽不尽相同，各有特色，但本质上又是相同或相似的，而其依本的艺术原型则离不开《红楼梦》中的贾母和贾政。
要冲破封建家长专制的罗网，曹雪芹通过的主要途径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宝玉的爱情是非功利的，是以彼此互爱为基础的，具有现代性的特征，这与西方的爱情观和个性解放联系在一起。但贾宝玉的爱情模式表现出与西方爱情模式不同的中国特色。概括起来有三：一是自发性，即爱情至上，而缺乏西方意义上的自我、人格和价值之建构；二是非排他性，宝玉最爱黛玉，但他也爱着宝钗和丫环，他是见一个爱一个的；三是隐含性，即所谓默默的、含蓄的甚至是“偷偷”地爱。这与西方自觉、排他和公开大胆的爱情追求明显区别开来。20世纪中国作家普遍受西方爱情观念的影响，其爱情思想当然要比《红楼梦》更具现代品格，而这些在文学作品中也有反映。但由于20世纪中国文学离不开“本土”的制约，作家和作品的思想又不完全相同，所以20世纪中国文学的爱情模式又不完全是西方意义的，有不少却是中国式的，即《红楼梦》贾宝玉式的。这是因为对比西方，《红楼梦》的爱情故事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往往更大。曹禺曾说：“我年轻读书时最受影响的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第一次读这本书我先看到的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注：曹禺：《我的读书》，《曹禺自传》，第50页。)。最重要的是，20世纪中国作家笔下的许多爱情模式与贾宝玉具有相似性，即带有自发性、非排他性和隐含性的特点。首先是自发性。曹禺笔下的周朴园与梅小姐、周萍与蘩漪与四凤(《雷雨》)，曾文清与愫方、曾霆与袁园(《北京人》)；巴金笔下的觉新与梅表姐(《家》)；林语堂笔下的曾荪亚和姚木兰与曹丽华(《京华烟云》)；张恨水笔下的金燕西与冷清秋(《金粉世家》)和琦君笔下的大伯与三个太太(《橘子红了》)等都是这样，他们的爱情往往是非自觉的。在这里，西方意义的人格、尊严与自我价值的实现并不突出，有时“爱”被放在一个更高的位置，有的甚至演变为强烈的占有欲。像蘩漪不仅不顾道德规约与继子发生性爱关系，而且为挽回失去的爱情，她竟向周萍提出“即使将四凤接回来一起住也可以”的荒唐建议，这就失了最起码的人格尊严和现代平等意识。其次是非排他性。觉新在瑞珏与梅小姐间难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荪亚一面爱木兰一面又爱曹丽华；燕西更像贾宝玉，他同时爱着几个女性，并有着这样的观点：假若婚姻是以只爱一个人为前提，他宁可不结婚。大伯(《橘子红了》)和庄之蝶(《废都》)的爱情也不是专一的。还有，如同宝玉爱大观园的丫环一样，周萍和周冲爱四凤，金燕西爱小怜。在爱情的非排他性上，20世纪中国的许多作家可能与曹雪芹比较接近，意识或潜意识里都有着才子佳人和妻妾成群式的爱情模式。再次是隐含性。20世纪中国文学不少作品中的爱情是悄然进行的，不要说觉新与梅小姐、曾文清与愫方，就是觉慧与鸣凤、金燕西与冷清秋以及周萍与蘩漪也是这样，这既与中国人表达感情的方式有关，也与《红楼梦》的爱情表达式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对中国新文学中的爱情追求，研究者往往只注重赋予其西方化的现代意义，即将之说成西方娜拉式的爱情婚姻追求，却忽略了《红楼梦》对它的影响。如对蘩漪的爱情追求，学术界普遍以西方的爱情理论话语进行解读，称她是娜拉式的个性解放主义者，是始终扮演着一种反抗的急先锋的角色。我们不能说蘩漪的爱情追求与西方爱情观念无关，但我认为它主要还是《红楼梦》式的。如果只以西方式的爱情话语对其进行评说，忽略了《红楼梦》爱情模式对它的深入影响，必然会流失不少重要内容。当然，20世纪中国文学还有一些爱情追求更多受到西方个性观念的影响，如鲁迅《伤逝》中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就较多带有西方娜拉式的特点，这是应该说明的。
《红楼梦》的自由意识还表现在仆从对家长专制的反抗上面，最典型的是焦大和晴雯。鲁迅就看到了这一点，他在《言论自由的界限》中说：“焦大以奴才的身分，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一切奴才。”“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如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注：《鲁迅选集》第3卷，第280页。)由此观之，鲁迅笔下的狂人，恐怕就带有几分焦大的勇气和大胆的反抗精神。曹禺曾说过：“小时候读 [1] [2] [3] [4]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