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诞生的新一代作家

九十年代诞生的新一代作家预览：

用一个特定的时间概念来界定一代作家的群体特征，本来并非不可能，至少这在阐释不同时代的作家特征方面有其相当的便利性。因为时代不同，作家的创作或多或少总会同其前后时代的作家有所不同，这是显而易见的。并且，这样一种论述视角，也可能更容易地达到论述者所需要的结果，从而使之有一种自圆其说的完备性。至于其中有可能造成的暧昧和模糊性，则往往会被人所忽视。所谓“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这一说法，从其概念上而言，就有这种类似的问题存在。本文对此问题的讨论，目的并不在否定这一说法的存在，而是想澄清这一说法所涉及到的有关细节，或使之具有更明确的所指。

当有人用“出生”年代来划定作家时，它强调的是一个特定时间(时代)对于作家的意义。但这一时间之所以有意义，其实并不完全由“出生”时间本身所决定。同一年代的作家的共性，是由他们的教育背景、生存境遇、文学(观念)氛围所决定的。“出生”不过是为这一切提供了共时的可能性而已。较之于“出生”，或许“出身”问题还要更重要。因为后者涉及到一个人或一个作家的早期经验和最初的自我意识、生活观念甚至社会身份，他(她)以后的文化选择极有可能就是由此决定的。不过这个话题似乎更适合对单个作家的个案研究，此处不予展开探讨。也正是在出生年代对于作家的规定性意义上，“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一说的模糊性显露无遗。有诸多重要的事实可以证明，同样是出生于六十年代的作家，他们之间倒更像是两代人。

首先是仅就人生阅历而言，就足以把出生于六十年代的作家看作是两代人。横亘在他们之间的分界线，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由于“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是在六十年代的后期，即1966年到1969年，因此，出生于六十年代早期——1960年至1963年——的人，虽然还不能说是“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参与者，却是实实在在的目击者。这种目击经验的特点在于，它构成了六十年代早期出生者的人生的最初记忆。在此后的二三十年间，这种最初记忆无疑又得到了不断的确认和强化。这种体验却显然是六十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人所不可能有的。

“文化大革命”记忆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与六十年代早期出生的人的人生体验同步开始的。可以说这一代人的成人仪式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完成的。这使他们在成长的精神历程方面，与前几代人有极大的相似性，而与此后的几代人则完全不同。由于“文化大革命”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使得同样出生在六十年代中的人，因为前后仅仅差了三四年，他们的人生体会便可能产生十年以上的距离，而对于构成重要精神资源的人生苦难和社会问题的理解，其差距或许就无法量化甚至有质的区别。如果说每一个作家的写作都无法摆脱他的早期经验影响的话，那么对于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来说，有无“文化大革命”记忆会使他们的作品表现出不同的精神和人性内涵。

“文化大革命”记忆的重要性还不仅仅在此。较之于前此的几代作家，六十年代早期出生的人虽然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残酷性还难说有多么深刻的切肤之感，但他们的记忆却伴随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这使得他们对于“文化大革命”及其结束至今的历史有一种经验性的认识。他们看到了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历史的全部变化，并且，对于当下的境况的认识也得以形成一种自然而然的历史意识。换言之，“文化大革命”记忆就是他们的历史意识的经验性根源。这对于他们的情感认同倾向和思想成熟水平都有着根本性的影响。而后此年代(六十年代中后期以后)出生的人(包括作家)，对于当代中国的认识则缺乏或不具备较为深厚的经验基础，人生阅历的简单和肤浅使他们在历史意识方面不能不显得格外淡薄，即使是对于新时期以来的变化，他们的认识也难说是完整的——因为没有一种哪怕是表面的或感性的历史比较。所以他们在思想方法上尚未形成对于历史现象及过程的“同情之了解”的自觉意识。本来这样一种“先天”性的限制并不足以构成对这一代作家的重要评价依据，但由于“文化大革命”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历史和社会文化中的重要性以及由此造成的在同一个十年(六十年代)中出生的作家俨然有两代人之别的现象，那情形就不同了。这可以为我们了解整个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提供一个观察的视角。

其次，可以从教育背景方面来看。六十年代早期出生的人的基础教育以“文化大革命”为界几乎完整地划为两段，他们的小学教育尚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而中学(特别是高中)时代则已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了。不过，在教育体制方面，整个七十年代并未完全摆脱“文化大革命”思想的影响，惟一重要的变化其实是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高考使得“老三届”和知青一代人得以有公平的机会进入大学，而六十年代早期出生的大学生，他们的大学教育差不多是与前一代人同时的。七九、八○、八一级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他们进入大学时，年龄远远长于他们的七七、七八两届“文化大革命”后的首批大学生也还在大学的教室里。两代如此不同的人在同一个时代接受大学教育，年长者对于年轻者的影响无疑是直接而巨大的。这使六十年代早期出生的大学生有可能跨越年龄的距离而在许多方面对前一代人怀有敬意和理解。但这种由教育环境而形成的两代人之间的沟通条件，此后便不复存在了。六十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人的大学时代，已经是八十年代的中后期了。这时，整个的文化背景和教育背景也与前几年完全不同了。事实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思想巨变就是从那时才开始的。

有一个具体事实可以说明八十年代初和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大学教育在文学环境与思想开放程度上的鲜明区别。当我于八十年代初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时，如果想借阅刚刚听说了名字的徐志摩、郁达夫等作家的作品，那就必须得向资料室出具有辅导员签字同意的证明书。然而，这一规定在三四年后便彻底取消了。印象中大约在1983年间，除了《金瓶梅》还算禁书外，几乎所有的书籍都开禁了。同时，国外的各种图书也开始大规模涌入书店和图书馆。

当中国现代的相当一部分作家作品还遭某种禁锢而国外(尤其是西方)的当代作品尚未全面进入中国的时候，即便是在最有条件广泛阅读的大学里，文学的阅读选择范围主要还不能不局限于中外古典(十九世纪前)作品。就此而言，六十年代早期出生而在八十年代初进入大学的人，他们的文化教育背景与前几代人也是极其相似的。——更有甚者，他们在更早的小学时代，因为尚处于“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所受到的政治影响还要比五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前)更为频繁和明显。——所以，尽管年龄相差悬殊，但他们与前几代人之间存在着共同话语的种种可能性。他们最后分歧的产生，我以为也是由年龄、地位的不同而形成的对应八十年代中后期潮流变化的不同姿态所致。比较起来，以后的反叛同以前的归附一样确凿无疑。在“新时期”的二十年间，他们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中承前启后的一代人，而“老三届”和“知青”则是“文化大革命”后最早觉醒的披荆斩棘的一代人，那么，六十年代中后期及以后出生的人，可以说是毫无顾忌自由思想的一代——多元化的价值观在这一代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中的任何表现，都是极其自然的。对此，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大学教育(教育背景)和九十年代思想多元化态势的形成，为他们提供了客观条件上的充分前提保证。

六十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一代人，他们的教育主要是在八十年代的中后期完成的，其中的大学教育甚至已进入了九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阴影及八十年代初尚存的禁忌，对他们几乎已消失殆尽，连同一个十年中较早出生的人们所遭遇到的“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之类的思想运动，对他们似乎也是三代以上的旧事。相反，因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而形成的多元化思想潮流，使他们从一开始就有了自由选择的可能。特别是在恢复了自由秩序的大学中，任何一种在形式上带有强迫性的意识形态灌输，其本身不仅日显脆弱和勉为其难，而且还日甚一日地成为“被教育对象”的嘲讽对象。大学的自由氛围令人羡慕地鼓励了这一代人的个性化成长。与此相应，知识者的民间批判锋芒，也开始超越政治—文化的关系范畴，而越来越具有广泛的社会思想和学术文化内涵。最重要的是，这样一种趋势非但没有因1989年的事件中途夭折，而且还成为九十年代的思想文化格局。在此背景下，六十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一代，注定了将是八九十年代中“新生的一代”。在自我意识和历史意识方面，他们都与前几代人(包括六十年代早期出生的人)-拉开了距离——他们是义无反顾要自己创造历史的一代，并且他们也已选择了九十年代来创造自己的历史。

再次，六十年代早期和中后期出生的作家的区别，还由于他们在文学素养、文学起点及文学观念上的不同。这一点既与前述的教育背景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与八九十年代间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的整体环境的不断变化相连。

直到八十年代初，中国的文学资源还主要是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外古典(经典)作品和部分能够被主流(统治)意识形态所接纳或认可的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它们构成了传统的和正统的文学观念的基础和主体。六十年代早期出生的人可以说是最后的一代被别无选择地纳入到接受这一文学传统中去的人。——“老三届”和知青，则由于先前被强行剥夺了十年的时间，这时也同时出现在后一代的行列中。但稍后不久，中国的文学结构便受到了巨大而持续的冲击。第一阵冲击波是被称作“现代派”的西方当代作品所形成的，它们连同西方的各种现当代思潮，以汹涌之势进入中国的文学界和思想界，由此在文学上产生了与传统经典(包括中国文学)俨然对立的局面，并且，文学观念在八十年代中期随之巨变。从这时开始，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的外国作品，特别是现代主义文学，成为中国作家几乎是惟一的必读书。原先的经典传统因遭冷落而失意地隐退了。六十年代早期出生的作家经历了这一文学的价值中心转移的全部过程。但他们与“老三届”和知青作家的不同在于，后者因之获得了文学上的成熟而成为八十年代中国文学中的无可置疑的统治者，前者则因之开始了他们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起步——这同时又注定了他们的早期创作不能不受到后者的直接影响。就文学素养而言，两者都受到过经典传统的熏陶和训练，并由相同的刺激发生了文学观念上的革命性转换。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六十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作家的文学道路是完全不同的。

这一代作家虽然是八十年代的自由思想和文学“革命”的最大和直接的受益者，但当时他们却并非是任何意义上的参与者，充其量也不过是未解事的好奇者。当他们在九十年代作为一股“势力”登上文坛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成为一种文学现象时，他们对八十年代并无多少激动人心的记忆和缅怀。对他们来说，经典传统早已在昨天消失，而今天(九十年代)又是中心价值观和主流文学(文化)逐渐消解、衰微的时代。他们顺理成章地接受了经由八十年代的“革命”而留传下来的多元文化遗产，并把这当作是一种天经地义的自然赐予。他们无需感恩。既然作为一种文化象征的八十年代已经终结，便完全有理由将九十年代作为自己的起点。并且，在起跑以后，他们必须时时清理跑道，把八十年代的历史残余全部打扫干净。这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强调九十年代与八十年代之间的“断裂”，而把世纪末的九十年代视为自己的创世纪。如果有人因此对他们主要只是在本世纪的西方文学中各取所需同时又无暇顾及更为深厚的文学传统资源而产生非议，殊不知这正是他们的一种自觉选择和文学姿态——他们原本就是以非主流和边缘性的身份亮相的，并且，他们还为此感到一种带有使命意识的自豪和自负。倒是六十年代早期出生的作家显得过于小心翼翼了。九十年代已是遍地烽火，谁能一统天下？在这个时代，低姿态已经不合时宜。最重要的是必须用更为现实和更为明确的写作来突出和捍卫文学在九十年代的独特性。作为一种前提和手段，历史和传统必须予以无情的颠覆，首先就应该针对八十年代的暧昧的文学范畴开始。

最后，在生活方式、生存境遇和写作方式、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上，六十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作家也有其突出的特征。较之于前几代作家(包括六十年代早期出生的作家)，这一代作家具有最为鲜明和自觉的“体制外”生存与写作的意识。所谓“体制外”的含义，既有意识形态的内容，但主要还是指一种习惯上的文学秩序的界定。意识形态方面的压迫或强制，对这一代作家来说从一开始就是微乎其微的，并且九十年代的中国现状也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思想生存空间和自由写作方式，但是，精神(文学)领域中某些业已等级化了的秩序，却使他们感觉到了一种被逼迫、受压抑的威胁。九十年代的文学格局毕竟上承八十年代而来，即使是六十年代早期出生的作家，在八十年代后期或稍晚的九十年代初，也已占据了自己的相当位置，似乎天下的领地已经瓜分完毕，后来者只能在夹缝中或角落里求生存了。这种状态使六十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作家心犹不甘并且深恶痛绝。他们固然以边缘身份自命或自负，同时现存的体制结构也强化了他们的边缘意识。他们察觉到了体制内的平庸和腐朽，他们更以对体制的对抗和反抗作为自己的文学动力，甚至，他们对成为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想的话语现象，也怀疑其价值的真实性，视之为自欺欺人的虚伪和虚妄。总之，在精神和世俗的双重层面上，他们都为自己设定了抵制和批判体制现象的姿态。这种姿态有时已经成为一种群体的情绪标记，即使流于盲目和无的放矢，他们也无暇顾及。他们要的就是自行其事，为此，他们树敌颇多。

作为在体制外生存和写作的作家，他们的职业与他们的文学之间并没有太多的必然联系。他们当然不是专业制作家，而且，如果不是为了基本生存所需要的话，他们的职业还往往干扰他们的写作。但是，他们仍然自觉地选择了文学。这使他们的写作更倾向于个人化，也更具有自由自在的心灵独白的意味。他们之所以选择写作这样一种存在形式，并不是因为别无选择或出于某种惯性，更多的还是由于个人倾诉的欲求和精神表现的渴望。特别是，迄今为止，还不能说他们是文学中的既得利益者，文学在他们中间还具有崇高感和神圣性。他们的使命就是要以自己的写作来维护这种崇高和神圣。并且，其使命感之强烈，有时会达到一种偏执的程度，使他们惟我独尊，狂妄自大，难容异己，孤芳自赏。

或许，成名更早的出生于六十年代早期的作家，其内心也同样有不可一世的冲动，但他们毕竟是在老三届和知青作家的阴影中开始创作的，而且，他们更早地获得了文学上的成功，已经参与了对于文学席位和座次的瓜分，同时，经验也使他们能够更客观、更理智地洞察文学现象的真相，他们虽说还未老于世故，但知道如何进行自我保护，因此他们常常是与人为善而不自贴标签招摇过市的。他们的地位使之游离于与他们年龄最为相近的六十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作家圈，同样，也由于他们身上烙下的八十年代文学的痕迹，又使之遭到最可能相容的同龄作家的攻击。敢于肆无忌惮地公然向所有人叫阵的，目前只有恃才傲物并心怀不满的六十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作家。不过，如果他们以后也有平静下来的那一天，可能就是被后来者要称为平庸之辈的时候了。

不管怎么说，这一代作家总是最集中地表现了自由写作的文学精神和追求，这种写作状态印证了以文学为理想的价值观的现实性。同样是作为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他们在九十年代所表现出的文学行为和自觉意识，使一个十年诞生了两代人。有人因此将六十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作家称之为“新生代”，或“文化大革命后的一代”等等，但最能体现这一代群体特征的，莫过于他们与同龄人即六十年代早期出生的作家的种种差异和不同了。他们将那些细微的差别也扩大到了极端，并且还赋予了一种革命性的形式。新世纪即将来临，革命也变得越来越焦虑了。

这新一代作家的诞生，虽然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的后期，但那时他们基本上还呈散兵游勇的状态，在文学上甚至往往得仰人鼻息，体验某种屈辱的经历。不过，他们毕竟是有备而来，其文学起点要远远高于几乎前几代的所有作家(包括知青和老三届作家)，他们日后的傲视天下不能说与此无关。本来他们的登上文坛也只是个时间问题，而恰巧九十年代初的文化真空状态及其后社会多元化趋势的形成，不仅为他们的集体亮相提供了客观上的可能空间，而且也极大地鼓励了他们几年来蓄势待发的表现欲望。他们终于获得了一种自觉意识，即把九十年代作为“我们”的一次机会。

较之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表现形式差异之一，可以表述为言论权利的分散和言论空间的自由。从表面上来看，八十年代的言论状态呈现为一种空前活跃和持续兴奋的局面；而在言论的性质方面，其政治文化的内涵则十分突出和强烈，言论的激情往往源自某种自觉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驱动力。知识者，人文学者特别是文学评论家和作家的社会意识、文化使命意识由波澜起伏的文学浪潮的牵引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张扬。个体性的文学行为几乎必然地淹没在各种思想浪潮和文化运动之中，文学创作完全被时代的潮流所左右和主宰。而且，这期间的每一次重大的变化，基本上都围绕着一个核心命题而展开，并由此形成与之相关的一系列价值判断。在这种氛围中，一方面文学的表现形式似乎达到了它的饱和状态，在使人眼花缭乱的同时又使人疲惫不堪，另一方面文学的整体发展也似乎面临了一种临界状态，在八十年代末，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中国文学居然不得不正视自己的生存可能性问题了。其实这已经明确地意味着刚刚建立起来的某种秩序眼见着便受到了挑战。从更为广泛的表现范围来看，首先是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言论和舆论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不断改变的八十年代的文学和文化的热点现象中不难发现，虽然话题层出不穷，但言论焦点则相对单一，并且，一时的强势话语往往占据着舆论的垄断地位，只要它不被其他话语形式所取代，它便会以其特有的强大舆论惯性产生显著的排他性。与此相应，八十年代的言论权利则有过度集中的现象。“文化大革命”后的思想解放和文化开禁所形成的“新启蒙”潮流，不仅使中国知识分子再次自觉到自己的文化领导使命和责任，而且也在其中产生了一个启蒙集团及其领袖人物，他们是少数真正的言论权利拥有者，并成为思想文化界的“代言人”。这种现象似乎可以说明一种精英专制的文化秩序最终得以在八十年代逐渐形成。事实上，言论权利拥有者的自我精英意识和文化领袖意识在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上都表现得十分突出。他们一方面在争取意识形态方面的更大发言权，另一方面则不断地用各种方式、或挑起各种话题来达到掌握文化主导权的目的，由此造成的强势话语充斥了整个言论空间，无形中使主要的舆论方向都笼罩在这种强势话语的制约和影响之中。虽然民主权利和多元价值始终不失为是八十年代的主要言论基调，但文化结构中的精英制和言论权利过度集中的现状，却使得强势话语成为实际上的权力话语，它在客观上挤压了言论多元化的生存空间，这其实也是一种政治与文化合流的现象。到了八十年代末，它便达到了巅峰状态，并因此而遭到了强行瓦解。

不过，这种瓦解在客观上倒是提供了一种言论权利的重新分割的机会，并且，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人们开始所担心的意识形态的压制并没有持续多久，而经济体制方面的不断深入变革所带来的文化上的后果已越来越明显，多元化成为时代的主流。特别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所谓后现代的文化意识和语境已开始全面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言论方式。不仅八十年代的那种文化精英专制现象不再可能死灰复燃，而且许多传统的和原有的文化价值观，现在也纷纷成为质疑和消解的对象，甚至，对于言论形式的关注还要远远超过对其实际内容的重视。在极端意义上，言论权利、话语权利的争夺构成九十年代的首要问题。这也正是新一代作家在九十年代终于全面崛起的一种基本条件。

与此密切相关的还有媒体的作用和地位问题。八十年代的各种文化学术和文学报刊，基本上处在国家的统一经营计划之中，虽然缺少足够的自由度和自主性，但毫无经济上的后顾之忧，即没有生存问题。因此，除了数量有限的国家级刊物和极少数传统的“名牌”杂志始终独领风骚以外，文学媒体之间并没有形成必要的更毋论激烈的竞争态势。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终于进入文化领域并左右了人们的文化消费行为后，媒体的这种被动状态开始不得不有所改变，它不能不为自己的生存开拓和巩固更为广泛的读者市场，并重新设计自己的文学形象、明确自己的文化位置。经历了八十年代末期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苦恼以后，文学媒体的社会意识、经济意识和文化意识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必须通过独特的创意策划从形式到内容都形成自己的个性化风格。同时，充分发挥媒体的品牌效应，使媒体自身成为话题中心。这样，既能调整作家作品与媒体的相互平等关系，也可以理顺读者与媒体的市场供求关系，使一度疲软的文学期刊重新进入文化消费领域。于是，作为一种手段，媒体的“炒作”行为势不可免。只是文学媒体的炒作行为，并非全然属于商业性质，其中必然地含有更为主要的文化目的，而且，只有在达到其文化目的后，文学媒体才能获得安身立命的基础，才不致被淘汰出局，否则，它便只能沦为商业性杂志了。由此来看，九十年代的文学媒体(报纸、杂志等)在整个文学流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已与八十年代有了根本性的不同：它既是文学的创意人，又是组织者；既是策划方，又是营销员。它必须积极主动地参与文学活动的整个过程，并且，努力使自己与众不同甚至非我莫属。如果说八十年代文学读者的目光更为关注具体作家的话，那么九十年代的文学媒体已经开始以自觉独立的姿态不仅与作家平分秋色，而且还要使其为我服务，成为惟我所用的文化产业资源。有了这种资源，文学媒体才真正拥有了它在九十年代的话语权利和领导地位。当我们把九十年代称为媒体的时代时，其实指的也就是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充分地拥有处于文化支配地位和全社会影响力的话语权利。在文学领域，文学杂志由此真正成为文学的中心。

在文学媒体的作用和地位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这种变化中，我们有可能认为新一代作家群体之所以会以一种挑战的激烈姿态出现，很大原因是出于他们与媒体间的彼此双向选择并成功合作的结果。为了生存的需要，必须争夺和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利，这是双方的共识。但也并不是说除了策略性的动机外，其中便没有更多的价值内涵和文学理性。

首先，虽然有迹象显示有关新一代作家——不管称其为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还是新生代或“文化大革命”后一代等等——的舆论多少带有某种媒体炒作和作家自我炒作的嫌疑，但客观事实是，这一代作家的存在是真实的。从本文第一部分中对于出生于同一个十年(六十年代)而诞生了两代作家的现象的基本分析中，有理由肯定六十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作家在九十年代已经形成了一个“作家代”意义上的文学群体现象，而并非是子虚乌有或无中生有。其次，正是在新一代作家之存在的真实性前提下，产生了有必要重新认识九十年代文学格局特别是其与八十年代有所不同的种种特点的问题，而相当一部分文学媒体敏锐地正视并自觉地重视了这一问题，这显然有助于进一步拓展多元文学现象的生长空间，不失为是构建文学新格局的一种积极而有效的言论导向。再次，新一代作家的体制外生存的文学姿态及其相关的自觉选择，和以个人的现实性体验为基础的极度个人化的写作方式，特别是其对文学传统、经典作品和以往的文学价值观的批评、消解方式，毕竟体现了一种文学的自由理念和文学的平等精神。所有文学现象都不过只是一种文本现象而已，不存在任何一种绝对的权力价值。在文学实践的历史形态上，其中确实有九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的某种基本区别。确切地说，这是新一代作家的一种标志。最后，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新一代作家的出现，迫使人们不得不对新时期以来特别是八十年代的文学再次进行深入的历史回顾和理论反思，而且，这又是与这一代作家用一种相当激烈的方式表明其与八十年代的“断裂”有关的。九十年代早期，评论界曾有“后新时期”文学之说，但八十年代还只是九十年代的一个区别性对象，而不像现在这样，成为新一代作家观念中的批判对象甚至是否定性对象。或许，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已有更为充分的条件来全面评价“文化大革命”后迄今的整个文学历史了吧。新一代作家是否真的是以往文学的终结者呢？

由于九十年代以来业已变化了的文化格局和社会生活格局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文学状况的基本态度，文学现象所能激发的兴奋强度即使在文学界也已大大削弱，加之对于媒体的种种炒作现象，人们已萌生了一种本能的警惕，生怕又一次落入别有用心者设下的圈套，因此，关于这新一代作家的普遍反应，并未有一石激起千层浪的连锁效果。特别有些奇怪的是，连遭到指名道姓攻击的人，对之竟也似乎无动于衷。时代真是不同了。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并不是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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