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中，反对帝国主义、力争独立自主；力争迅速发展工业，振兴中华，是一股十分强烈的主观上的意愿和动力。这主观上的宏大意愿（其实也是全世界被压迫、被掠夺的民族各自的意愿）如何与经济的客观规律比较好、比较科学地结合起来，就需要大量、长期的研究调查和实践的累积。因为在资本主义的实践和知识支配着向来的经济学的世界上，社会主义必须在一个充满强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物质与精神世界中，独自艰苦地探索－－并付出昂贵的代价。 人谋不臧和“社会主义经济周期” 因此，当何新把１９８７年以后的停滞膨胀（stagflation）看成“社会主义经济周期”，恐怕只对了一半。这一半，就是１９７８年以后的经济改革，是大陆一次有意、有计划地把市场和商品经济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改革。这与毛泽东在“大跃进”以后基本上要消灭市场、消灭商品的时代，相去不啻千万里。中国社会主义头一次有这么高比率的商品性质和市场机制，自然就会产生它的“周期”。然而，不能否认，１９８４年以后，中共当局的“智囊”们在体制改革中大搞“放权改革”的结果，工资、奖金、管理费用和集团消费狂疯超发，地方争夺基建资金，乡镇企业争夺原材料和资金，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泛滥……恐怕是计划、战略、知识不足、体制不良这些主观上人谋之不臧的因素，也不亚于客观的“周期”之出现吧。 其次，改革开放固然带来了进一步累积，商品比往时任何时候都要丰富，基建有长足的发展，生产力有所提高。但同时中国大陆社会的生产关系却已经和正在进行着１９４９年以来头一次重大的逆转。家庭承包、市场和私人创业范围不断在扩大，对雇佣外村劳力的限制松弛和减少，极大地恢复了私人、家庭对土地、劳力和资源分配的控制。私人经济机会惊人地扩大。 新的阶级分化 这些巨大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城市和农村范围中阶级分化的开始。越来越庞大的人口在私人部门中谋生，独立商号、雇用劳工的企业家、承包和承租土地的农场经营者倍出。从５０年代集体化以来，中国大陆社会阶级从同一化的趋势到此而逆行转变为阶级的特殊分化。以财产为基础的差别……甚至不平等，在革命４０年后重新出现。如果前４０年的中国是国家集体的扩大，市场和私人经济的缩小。到８０年代，这一切都起了根本的变化。雇佣劳动者的重新出现。雇用十几个、几百个劳动者雇主阶级重新出现。M.Selden引用的一份资料揭露了在一个迅速工业化的浙江乡镇，童工制度重新出现。多达７００名农村儿童和１０－１５岁的青少年，每天在铝厂、印刷厂、塑料厂工作１０－１２小时（最坏的有长达１６小时）。这些童工工资每日１元人民币。成人为３元。“改革”促成了儿童和青少年缀学率的提高。经济上的渴求，使家长鼓励儿童和青少年辍学投入私人部门成为童工，以增加家庭收入却同时为社会扩大了半文盲的人口。Selden也指出家庭为了增加劳动力增加收入，促使人们极力多生孩子，对中国的人口问题投下了重大威胁。国家因扩大对工业的投资而大幅减少农业投资，影响农业的持续发展。农家经济的发达，相对危害了农村的公共设施。过去累积下来的土地平整，灌溉系统、通讯网和村路系统已经无人维修或新建。去年９月，我因文学上的交流访问了广东、东莞和深圳，即使是一次简短匆促的旅程，东莞、深圳的巨大社会变化，已十分令人惊异。据说有６０到８０万“外省人”流入广东、东莞、深圳地区，为人代耕土地、从事社会较低层劳动。农村中兼营私人工业（例如砖厂）的农民雇主，和企业家、华侨、党支部（书记）兴建新楼房，聚居一处，俨然形成一个高收入阶层的特别社区。“外省人”劳工在私人企业工厂中劳动，完全没有任何社会福利，工伤（例如手指轧断）没有任何医疗救助。当地农民将土地交给“外省”农民耕作，自己从事工商业（例如土木、装潢、商贸、砖窑）而又收取一定比率的地租。新的、拟似地主－－佃农的关系出现。 阶级分析论的消失 当然，我无意忽视国家和集体仍然在中国大陆的经济构造中占有不仅仅是举足轻重的比重。国家和集体仍然拥有土地终极的所有权；国家和集体是承包内容的最后决定者，并且掌握农村工业、副业生产的大部分资产。国家决定家庭对于所属村庄以及国家的财政上的负担。尤有甚者，国家和集体控制着中国大陆经济最为重要的部门－－现代化巨型工业、银行以及国际贸易，等等。然而，８０年代改革开放制度所造成的新的阶级分化、新的剥削制度、新的社会生产关系，往往因政策的高度权威，而无法使大陆社会科学界对当前政策所产生的暗部，加以科学的调查、研究，并上报于中央决策部门，据以改善、补救。一个饶有兴趣的事实是：中共自取得政权以后，从未对革命以后不同阶级的中国大陆社会，做过社会性质和阶级构成方面的分析，科学地分析社会矛盾的本质。说目前的中国大陆社会已经有新生资产阶级，有资本主义的剥削和被剥削关系；说中共党内已形成资产阶级官僚阶层；说在意识形态领域上俨然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比起“文革”时代，已经更有客观的、明显的事实支持类如这样的想法。我们当然无意建议人们应该以“文革”时代高亢的“阶级斗争”去面对这些新生问题，但人民和中国社会主义，应该如何认识改革历程中产生的阶级分化、剥削、城乡差距的矛盾，体力和精神劳动的矛盾；如何与这些问题相处；怎样看待这些矛盾的发展前途－－如何最终解决之……这些，中共党的理论家都应该明白、仔细、正确地告诉全体人民。何新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没有触及，不仅仅是这篇“谈话”的缺点，是否也反映了当前政策在大陆还缺少民主、科学的批评与讨论的条件，则无从知道了。 失去的第三世界视野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