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９４９年中国的革命，对于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不发展国家，是一个仍然必须付出艰难而巨大的努力犹难于取得的成绩。帝国主义的支配被彻底驱逐。和帝国主义内外勾结荼毒民族发展的国内反动势力被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过了根本性构造变革。中国成了她自己的主人。民族和国家的完全独立自主，即使是一些先进资本主义化国，在战后也一段长时期中不曾获得。日本在政治上的独立性，是在美国开始衰落的最近几年。战后不久，法国、（西）德……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美国在欧洲的冷战战略的从属国家。 然而，似乎不论朝野，在中国大陆，已经不知不觉地失去了第三世界的视野－－虽然中国在第三世界拥有许多最真诚的朋友。这些朋友，还在广泛残破的第三世界丛林、贫民窟和城市中，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以及新殖民主义与它们在国内的代理人作极其艰苦的斗争。他们热爱着中国，因为在民族解放的事业上，中国是他们的标杆，从而也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上一些缺点怀抱着严重的关切与严厉的批评。但今天大陆上许多知识分子却只知道看西方国家的“文明开化”，不屑于一顾那些为民族的骄傲，民族的认同、解放和独立发展而奋战的世界的穷人。中国大陆请了若弗利曼之类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到中国，奉若特别会念经的远道和尚，却从来不注意拉美、印度、非洲和其他第三世界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家或世界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Paul Baran,A.G.Frank,E.Feder和P .Rey等。为了革命以后的经济建设中国埋头于越来越复杂而困难的发展计划，而逐渐失却了与世界穷人同舟一命的认识。这是十分令人扼腕的。而这也是何新的这篇长文值得我们关注和期许的理由。 寻找失去的视野 清末各种救亡运动以来，革新救亡的知识分子，从思想、文化、历史的角度发言的人远远多于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发言的人；多于从中国社会史和经济构造的角度发言的人。《河殇》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从经济学的观点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追求“发展”的两条路线，也就是追求工业化积累的两条路线。然而，对于“发展”的饥渴，对积累的饥饿，两者几乎不分轩轾。社会主义的发展，千条万条，是以人为中心的，以人的真实的解放为中心的发展。因此，对发展的定义、内容和品质，应该有通盘的异于资本主义发展论的新内容。这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挑战－－为谁、为什么、什么内容的发展，决定着发展的方针。何新要中国面向世界市场寻求中国的社会主义积累，呼吁和国际独占资本主义化的日本的合作时，如果没有在发展的根本哲学上与具体知识有清晰的认识，那么在“国际货币基金会”、“布列顿乌兹协定”、“关税及贸易协定”这些世界独占资本主义体系严格周密的支配的体系下，何新重回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片善良的愿望，不免要遭到严苛的考验。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４日，智利工人和农民最优秀、勇敢、正直的领袖萨瓦多·阿连德（S.Allende）在联合国大会上作了一次令人难忘的演说，对于国际帝国主义、跨国企业对智利人民追求独立解放和发展的艰难而充满决心的事业，横加卑劣的干涉、颠覆和威胁，提出痛烈的批判。阿连德和他的革命，不旋踵仆倒在国际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屠刀下。今日读之，犹不免心悸。无论如何，今日的中国，终竟已经有力量免于这种来自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不可置信的压迫、掠夺和凌辱。当阿连德说，“有这样一个极为清楚的辩证关系：帝国主义存在，因为不发展（underdevelopment）存在；而不发展存在，因为有帝国主义”时，他并没有忘记对北自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以迄南至西班牙的欧洲对于智利革命、改革的理解与同情，表示最真诚的感谢。今日的中国，固然不应该、也不能重又回到冷战历史中充满极端焦虑和忿怒的反帝、反霸的过小的战壕，却也决不能失去从世界数十亿穷人的角度去理解世界，反对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立场，但同时又有更多的自知和自信，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从容、放胆地出入，却永远不失去自己。而这就需要中国的经济学家自觉地以大量的劳动，依据自己宝贵的经验，发展和累积亟欲改? 浜痛丛熳约好说摹⑹澜绫谎蛊热嗣褡约旱恼尉醚АＴ亩梁涡挛恼虏幻馕模淅碛梢苍谟诖恕?/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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