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收入实际下降了6.8%，而与此同时25%的富人收入则增长了15.9%。另据美国官方 统计，工人分配份额从1950年的40%下降到1984年的25%，而其剩余价值率在制造业中从 150%上升到302%，80年代，10%最富的人，占据了78%的地产和89%的公司股票。(注：数 据来自：Socioligy 96/97,Duahkin Publishing Group,p.116;Berch Eerberogh,Class Structure and Social Tranformation,London,1994,pp.51-56.)(2)无论是跨国公司 还是总体的资本主义制度，通过组织的弹性都加强了自身的控制力，从而获得了在全球 扩大利润的空间。(3)跨国公司扩张以水平蔓延取代了垂直整合，它成为全球化的直接 推动力量，它削弱了第三世界国家保护当地经济的能力。(4)增强了资本家对工人的谈 判能力。通过“改制”或“业务重整”，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力向法人统治阶级转变， 使得资本利益集团更为团结而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却分散化了，产生了连现状的辩护者也 抱怨的“富人反对穷人的阶级斗争”。(5)引发了一些学者所强调的“生活世界的殖民 化”，公司文化成为管理的热点，它带来的是更为深刻的心理操纵。文化灌输已经成为 “业务重整”的基本手段，它使工人对工作性质的变化产生良好的和积极的态度，但实 质上创造了在生理和心理上新形式的剥夺。也就是说，当代资本主义管理战略已经转移 到更为深层的心理机制方面。总之，管理革命的后果是为资本主义重组全球关系形成新 的霸权提供了必须的技术准备。从这个方面看，我们现在还不能像“历史终结论”者那 样乐观地估计：资本主义已经为人类最后的解放提供了基本形式。相反，新型的控制和 依赖性形式造成了更为复杂的人类解放图景。正是它的深层矛盾，当前的“全球化”遭 到来自左派和右派共同的批评。
2.意识形态的变化
资本生产和管理实践的变化直接导致新型的辩护形式。这些辩护理论摆脱了传统的意 识形态表现形式，而直接冠之以中立的“新社会”理论，它们主要包括两种，第一种是 30年代以来以“管理革命”为核心的“后工业社会”理论；第二种是80年代之后的后现 代主义组织研究和文化研究。关于后一种，我们将在别的地方专门讨论，这里以第一种 形式为例来讨论“弹性生产”的意识形态后果。这种理论直接从“管理革命”出发，在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活力和优越性进行论证。这一点从所谓管理革命 开始一直就是西方强劲的思潮，例如，“科学管理之父”泰罗在其《科学管理原理》这 本里程碑式的著作中，第一句话即是：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使雇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 裕，也联系着使每个雇员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6](p.157)正是顺着这种思路，1932年 贝利和米因恩提出“管理革命”思想，贝利在1959年提出美国式的“人民资本主义”问&nbs
p; 题，重提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公开号召在“一致的公论”基础上认同资本主义。70年代 贝尔融合了技术精英治国论、管理革命论等，形成洋洋大观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并为 80年代乐观主义的未来学和90年代“知识社会”和“后资本社会”论提供先驱理论。
从后工业社会中演化出来的种种“新资本主义”几乎成为发达国家辩护理论众口一词 的说法。而这个术语的核心则在于挑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变化创造了一种更高级 形式的资本主义。在这种新的制度中，资本主义以一种革命的方式改变了现行的资本主 义制度国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劳动与财产的对立将成为过去。这种争论随着80年代 末至90年代初社会主义的挫折，直接演化为“历史终结”论。例如，20世纪末，德鲁克 ，这位美国最重要的现代管理学家，不无轻松地说，由管理革命所推动建立起来的“这 个新社会——它已经存在——是后资本主义社会。再说一遍，它必定会使用自由市场作 为惟一被证实的经济一体化机构。它不会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它甚至不会是‘ 非资本主义的社会’；资本主义的机构会继续存在”。[7]值得注意的是，后工业社会 思潮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着强大的社会影响，特别是 苏联东欧剧变后，部分前社会主义者快速地转向对后工业社会的全面肯定，他们认为马 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的一些主要特点与后工业社会具有类似的方面，从而回到贝尔的立 场上。从当前的全球性技术革命出发，他们较为普遍地把当前的社会变迁理解为一种形 式向另一种社会形式的过渡，在这种过渡中，马克思所预计的所有制问题、商品关系、 国家、劳动、城乡差别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