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代户、三代户和假三代户中的合计比例为68.1%，尤其是三代户的比例高达41.9%。再者，我国是一个文化传统悠久的国家，“孝”的观念根深蒂固。一方面，老人愿意居家养老，另一方面，子女也视不赡养老人为耻。这使得老人及其家人，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选择机构照顾。王树新和亓昕(1998)援引在北京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当问及老人“如果卧床不起需要别人护理时，您更喜欢以下哪种方式得到帮助？”回答情况为：选择去老人护理院的占10.5%，选择由家人亲属护理的占75%，选择入户护理的占12.7%。当问及“如果生活不能自理需别人帮助做家务时，您喜欢选择以下哪种方式得到帮助？”回答情况为：选择进老人公寓的占11.5%，由家人亲属帮助的占70.3%，在家请人上门服务的占16.2%。可见老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选择去老人公寓和护理院。
正是因为如此，不少学者主张应当继续发扬我国的家庭养老传统。譬如，童星和李正军(2000)在“现代家庭养老功能分析”一文中指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很落后，西方国家进入老年社会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4000美元，而我国却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美元的水平来迎接老年社会的到来。所以，将老人完全推出家庭，由社会来养老是不现实的。家庭养老可以说是在我国经济还不发达条件下的一种过度模式，更何况，由于受传统文化与亲情观念的影响，家庭在对老人的精神安抚方面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不仅如此，主张家庭养老的这种意见还得到了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化。在我国的《宪法》、《婚姻法》、《遗产法》、《刑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等当中均有家庭养老的有关规定。
当然，家庭养老也不是万能的。对于没有家庭的老人，或者虽有家庭但家人无力提供照顾的老人，机构照顾显然是一个现实的选择。即使对于那些有家人照顾的老人，如同前面我们已经论述的，那些照顾老人的家人也已经身心疲惫，如果没有来自其他方面的支持，他们也很难继续维持下去了。所以，一些学者主张，在以家庭照顾为主的前提下，应当大力发展支持性社区服务（陆学艺，2000；林戈、鲍曙明和刘晓明，1999；熊必俊，2000）。而且，这种支持性社区服务应当以老人所在的整个家庭为服务对象。陈一筠(2000)指出，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宗旨，要既有助于满足家庭中个体成员的特殊需要，又要照顾到家庭群体的共同利益，并且要强调后者。林戈、鲍曙明和刘晓明(1999)亦指出，由于家庭养老方式至少需要考虑到两代人，我们从政策上不应视老人保障问题仅仅为老人问题，而应从家庭成员整体的角度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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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林戈、鲍曙明和刘晓明：“建立以家庭和社区服务相结合的老人社会保障体系”，载徐滇庆、尹尊声和郑玉歆主编：《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98中国社会保障国际讨论会论文选》。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0] 郭志刚和陈功：“从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看北京老年人”，载刘宝成主编：《迎接人口老龄化挑战的战略构想》。北京：北京市老龄协会，1998年版。
[11] 童星和李正军：“现代家庭养老功能分析”，载张健和陈一筠主编：《家庭与社会保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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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颜文雄：“社区照顾——从理念到实践”，载香港圣公会教区福利协会：《社区照顾与华人社区——内地、台湾、澳门及香港经验交流》。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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