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年组织了一个“特别集团”,并递交了一份“教师宣言”,以抗议对科学技术成果的误用。1969年初,MIT建立了“关注生态科学家联盟”,呼吁强调应用科学研究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而不是只用于军事项目,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的知识分子也有所呼应。),引起全球各界人士尤其是知识界和政界对高科技与社会之间关系问题的高度关注,人们开始认识到科学技术不仅仅存在于实验室或用于军事目的,而且还可以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 第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高新科学技术领域的差距不断扩大。二战以来,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先进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高科技发展迅速,当今世界大多数可利用的高科技都是由发达国家发明创造的,据苏塞克斯集团估计,1964年发达国家在“研究与发展(R&D)”领域的投资占全球同类投资的98%(注:Sussex Group,Science,Technology and Underdevelopment:The Case for Reform,Science &nbs
p; Policy Research Unit,Sussex University,1970.),1973年仍占96%,到90年代,仅美国政府对R&D的投资即占整个世界全部R&D投资的50%以上(注:Harold Vatter and John Walker,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y since WWI,New York:M.E.Sharpe,1996,P.54.)。因此发达国家的“高科技垄断”和“技术霸权”程度很高。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高技术民用化和商业化的周期大大缩短,自动化和合成材料等高技术程序和产品的广泛应用,破坏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上主要出口原材料和劳工的传统优势地位等。 第三,二战后电子技术领域发生的根本转变,带来了“信息技术在生产和应用方面的革命”(注:Maria-Inès Bastos and Charles Cooper(eds.),Politics of Technology in Latin America.UNU/INTECH Studies in New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London:Routledge,1995,P.38.)。电子元件的不断微型化和数字技术的不断完善(注:Francis W.Rushing and Carole Ganz Brown(eds.),National Policies for Developing High Technology Industries: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Boulder:Westview Press,1986,p.33.),使大规模高效应用电子技术完成复杂的可程序化的操作成为可能,带来了计算机价格的大幅度降低和功能的多样化。70年代以来,信息产业不但本身成为一个高收益的部门,而且也是“其他经济领域重要的投入”(注:Peter B.Evans,Claudio R.Frischtak,Paulo Bastos Tigre(eds.),High Technology and Third World Industrialization;Brazilian Computer Polic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2.P.38.)。微处理器的普及改变了生产模式和管理模式。在很多领域,如科学研究、制造业和大多数服务业领域,如果没有计算机是很难想像的。信息业可以说是第一个实现科学与技术一体化的产业。发展信息业也可以促进本国科学、技术和产业领域的合作。因此,巴西试图建立一个本国的信息产业,以增强巴西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第四,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巴西军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的改革,使巴西出现了短暂的“经济奇迹”(1964~1973),巴西国内信息技术市场迅速膨胀,特别是巴西政府和公共部门对计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