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 Review,1929,
No.1,pp.1-19.），巴西显然并不具备。另外，作为一个天主教教徒众多的国家，巴西的教育体系中更注重人文学科，而轻视技术和工商业教育，天主教的这些宗教观念不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社会精神气质（注：〔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第25、27、16
页。北京，三联书店，1996.），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信仰天主教的巴西人的价值结构和价值规范等对于像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的发展是一种阻碍。由于这种社会环境不太利于信息技术的产业化，因此许多从事信息技术研究和开发的人员纷纷流往国外，人才流失严重。对于这一问题，政府应该加大管理力度，大力发展和吸引信息技术人才。毕竟，技术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
再次，巴西政府在具体的信息产业政策制定方面存在某些不足。巴西的信息产业政策是在特定的政策背景下制定的，90年代以前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的一个衍生体。进口替代工业化旨在通过限制进口来保护巴西工业的发展，实现工业化，它对于某些制造业如汽车业等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高技术的迅速发展，要求有一个能灵活迅速应变的政府制定相应的高科技政策，而巴西恰恰缺乏这样的机制。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下的信息产业政策对本国计算机工业采取的硬性和极端的市场保护政策，在信息产业发展初期保护了国内企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信息技术更新的快速化和信息产业的国际化，这种极端保护政策越来越成为一种桎梏，使国内信息产业越来越丧失创新的动力和竞争力，从而错失了许多发展的良机。保护政策所导致的计算机和相关产品价格偏高，也引起了国内消费者的不满，巴西信息产业政策渐渐失去了其社会支持力量。
1993年以前，巴西政府将信息产业的重点放在计算机业，尤其是小型和微型计算机和硬件的发展上，软件产业仅立足于国内市场，而且规模很小，它只是硬件产业的一个副产品。这种政策不仅导致巴西信息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性，而且也是巴西信息技术缺乏创新和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从技术和产业方面来看，如果没有软件不断创新的支持，小型和微型计算机业是无法保持竞争力的。除此之外，软件不仅本身是一种全球化的大规模工业，而且还可以提高其他经济部门的质量和生产率，对于教育、卫生保健等社会领域也是至关重要的。
另外，巴西政府在制定信息产业政策时，未考虑到本国高技术产业发展所面临的特殊状况。在信息产业领域，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实力雄厚，IBM和Burroughs等跨国公司在巴西存在了几十年，已控制了巴西国内市场。同时巴西的民族企业与外国企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可能完全脱离，而且在R&D、人员培训、进口元件等方面，民族企业对外国企业依赖较深。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全然“防守国家主义”的封闭的发展模式是不现实的。这种信息产业的封闭式发展使国内失去了许多进口先进国家高技术产品或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从而进行“倒序生产”（注：〔美〕T.G.勒维斯：《非摩擦经济——网络时代的经济模式》，第5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倒序生产”(reverse-engineering)指得到竞争者的产品后根据拆开的机件进行仿制.）并从中获取先进技术的机会。
90年代以后，巴西政府开放了国内信息市场，搞活了信息产业，但长达20年之久的极端市场保护政策所造成的种种隐患一时难以消除。另外，在没有强有力的政府的保护下，巴西要真正开放在国际上并不具优势的信息产业市场也面临巨大的挑战，如怎样处理信息技术领域的跨国企业和本国民族企业在利益和发展模式上的矛盾和冲突，如何平衡和有效刺激国内信息产业的发展，在“自由化”和“私有化”结构改革的策略下该如何具体制定和实施新的信息产业政策等。
第四，巴西发展信息技术还面临另外一个大的挑战，即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的霸权和对发展中国家的钳制。美国一直将拉美看成自己的势力范围，技术控制政策只是它外交政策的延续。美国不希望出现一个邻国来争夺有限的国际市场，尤其是高利润的信息技术市场。巴西30多年的信息产业发展过程中，一直受到美国的制约。巴西在计算机尤其是微机和软件领域的崛起，使美国产生了恐惧，“巴西301事件”只是这种恐惧的缩影和集中表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信息技术领域的这一斗争将仍会继续，因此，如何发展不具优势的信息产业，确实是巴西等欠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挑战，要走“技术立国”即独立发展高新科学技术的道路，但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又不能走绝对封闭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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