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象征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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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象征研究述评

[摘要]美国是政治象征研究的主要阵地。20世纪前期的研究者揭示了政治世界的象征现象，使其成为政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20世纪中期，研究分裂为行为主义和解释主义两个研究向度，研究者要么用科学实证的方法探讨政治象征的功能，要么用解释的方法分析政治象征的意义。20世纪后期，艾德尔曼把这两个向度结合起来，对现实政治展开了批判。20世纪朱的研究则整合了两个研究向度，验证了前期的研究结论，但并未形成对前期研究的全面超越。中国研究者应从美国政治象征研究成果中吸取营养和教训，以推进政治传播学的发展。
[关键词]政治象征；政治传播；美国
[中图分类号] DO [文献标识码]A
象征是与人类社会同时诞生的一种文化现象，它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因而受到哲学、社会科学的普遍关注。虽然有关象征研究的著述浩如烟海，但象征的定义依然是模糊的。大多数学者对何为象征作描述性的表达，这一方面是由于象征本身很复杂，可指涉不同意义，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涉及社会生活和学术研究的诸多领域——诸如政治、宗教、文字、文学、哲学、美学、心理学、戏剧、建筑、雕塑、绘画、符号等等，因此无法被准确定义。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如果对象征作界定，则可能形成对研究领域的限制——毕竟象征世界中的事物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与其他学科的象征研究一样，政治象征研究也没有对政治象征的概念作明确说明。哪些是象征而哪些不属于象征；哪些象征是政治象征，哪些是其他象征，这些问题均未获得明晰的解答。这使得政治象征研究的“边界”难以确定，因此难以成为一个独立学科。但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研究领域的模糊性给政治象征研究提供了宽广的发展空间。
然而，理应获得长足发展的政治象征研究在20世纪以前几乎处于“无声”状态。这是因为，早先的政治研究关注伦理和概念，不注重对现象的分析；也可能是因为，最原始的政治象征来源于图腾崇拜和原始宗教仪式，经过一代又一代政治家的加工，很多象征成为了只可膜拜而不可深究更不可亵渎的禁忌，即使对政治象征的内涵有清醒认识的学者也不敢跨越雷池一步。
一、现象揭示与领域开创：20世纪前期的政治象征研究
早在原始社会就有政治象征，但人们对它熟视无睹，政治象征现象之揭示和随之所展开的政治象征研究是20世纪前期的事。
政治象征研究兴起子20世纪前期的美国，这是由美国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思潮所决定的。20世纪初期灭绝人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荷尔蒙的发现引发了怀疑主义思潮，一些美国学者开始怀疑人是否是由理性支配的动物。随后的经济大萧条又导致了对美国整个民主体制的不信任。对人类理性的怀疑以及民主体制的不信任，促使一些美国学者开始关注政治中的非理性层面。一些美国政治学者，如沃拉斯( Wallas，G.)与他的学生李普曼(Lippmann，W.)、阿诺德(Arnold，T．)和梅利亚姆( Merriam，C．)等，开始把政治象征看作一种维持政治系统运行的非理性因素并以此为基础展开相关讨论，政治象征研究的序幕从此拉开。
沃拉斯与李普曼探讨政治象征的专门成果并不太多，而阿诺德则出版了探讨政治象征的专著《政府的象征》。此书写于20世纪30年代，时值美国经济危机，人们对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充满了怀疑。罗斯福政府为了刺激经济，采取了很多与普通法规甚至是宪法相悖的措施，这些“非法”措施非但没有使美国分崩瓦解，反而推进了经济的复苏。基本法则被抛弃，社会不但没有退步反而进步了，这个现象引发了阿诺德对基本法则实际作用的思考。为了解释基本法则的作用，他打了一个比方：古埃及是医学的中心，古埃及人制定了一系列的医学基本原则，但这些基本原则实际上没有推动医学的发展，而是把医术变成了巫术，让一代又一代的古埃及人挖出人的内脏制成木乃伊。与古埃及人的医学原则一样，社会基本法则的作用不是推进社会发展，它成了一种政治象征，作用是给予人这种社会的动物以希望和信仰。虽然发现了政治象征控制思想的“邪恶”作用，但从整体上看，阿诺德对政治象征现象持一种中立态度，认为政治象征既有控制思想又有聚合人心的功能，全盘接受或完全否定作为象征的社会基本原则都是不可取的，而应该采取中庸态度，达到合理的平衡。阿诺德认为，科学，特别是精神病学的普及，加上在大众媒介上的讨论，能够塑造出成熟、理性的人格。具有这种人格的公众对政治象征的作用会有清醒认识，也能影响政府的行为，因为公众如果拥有这种理性的认知能力，政府就无法滥用政治象征去操控人心，而是只能用它去维护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的“社会团结”（第2 6´8-2 70页）。
阿诺德研究的主要意义在于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敏锐的洞察力。先前的许多学者把经济、法律的基本原则作为抽象真理，而阿诺德则把这些原则视为影响行为的象征并展开讨论，揭开了政治神话的面纱。阿诺德研究的意义还在于其研究方法，他试图把宏观的社会分析和个人心理分析结合起来探讨政治象征的作用，使研究具有深度。虽然这种尝试还显得比较幼稚，但这给后来的政治象征研究者很多启发。阿诺德的研究也存在不足：第一，依靠科学和理性的导引．民众就能拨开“象征迷雾”的判断也许太过乐观。《政府的象征》出版以后的现实情况是，心理学没有被大众所掌握，却被公共关系人士用来操控政治传播。第二，怀疑人的理性以及一切理性创造物的思潮引发了阿诺德对于政治象征的研究，但他又把拨开象征“迷雾”的希望寄托于公众的理性之上，这体现出他思想中的矛盾。第三，他对政治象征，特别是政府象征的基本概念的讨论相当粗浅。何为政府象征，其功能、作用又是怎样的，对这些重要的问题作者往往语焉不详，这不禁让人质疑其书名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梅利亚姆对于政治象征研究的主要贡献不在于对政治象征的直接探讨，而在于他在《政治权力》一书中对“米兰达”( Miranda)和“克里丹达”(Credenda)两种权力状态的划分。米兰达一词源自拉丁语，意为“值得崇敬的事物”。在梅利亚姆的论述中，它指人们因崇敬某些伟大、神圣的事物（如纪念碑、英雄）而产生政治服从态度的状态。换言之，就是指通过作用于人们的情感而非理性使权力获得认可的一种状态。克里丹达则是与米兰达相对应的一种权力状态。这一词汇也源自拉丁语，意为“值得信赖的事物”。具体而言，它指的是权力因为有理性依据（如法律、政治体制）而获得合法化的一种状态。不难看出，划分米兰达和克里丹达也就划分出了两种类型的政治象征，它们分别作用于人的情感和理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权力状态划分实际上包含着政治象征研究的一个基本假设：政治象征的作用是使权力获得认可并最终合法化。在梅利亚姆对于“合法性”(legality)的论述中，他对政治象征作用的理解显得更加清楚：在平常状态下，“合法性”对于普通民众意味着信服和自豪；在社会危机和社会转型时期，“合法性”的象征意义就更加明显。革命者攻击现有法律及其制定者，但绝不会攻击“合法性”概念本身，这是因为，一旦革命者掌权，他们也需要用“合法”这一象征形式来实施社会控制并获得权力（第307页）。
梅利亚姆的论述给予了后来的研究者很多启发，使象征与权力的关系成为了政治象征研究的一个中心议题。梅利亚姆被视为政治科学化的先驱。《政治权力》中行为主义的烙印已经非常清晰。他对研究方法的强调和对政治行为的关注对后来的政治象征的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
阿诺德与梅利亚姆的共同功绩在于发现并揭示了政治中的象征现象，并使政治象征成为政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一，阿诺德关注的是政治象征对于个人和社会的普遍意义——个人如何通过政治象征理解政治世界，政府如何通过政治象征维护社会团结。梅利亚姆则关注政治象征如何被当作“权力合法性的工具”使用，亦即关注政治象征的功能。阿诺德与梅利亚姆之后的研究者，正是沿着意义解析和功能评估这两条路径展开了对政治象征的深入探讨。其二，阿诺德试图对政治中的象征现象做出宏观的解释和说明，而梅利亚姆则提倡经验分析和实证研究。解释性的和科学实证的这两种研究方法，对后世的政治象征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行为主义与解释主义：20世纪中期的政治象征研究
20世纪中期，主导美国政治研究的是行为主义。行为主义政治学关注的不是道义、正义等政治伦理问题，而是政治世界的现象和行为；运用的主要方法不是逻辑推理，而是精确化、数量化的实证。梅利亚姆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开创者之一，而他的学生拉斯韦尔( Lasswell，H.)则是集大成者。拉斯韦尔对于政治象征有浓厚的兴趣，他的政治象征研究带有鲜明的行为主义色彩。
与他的导师一样，拉斯韦尔关注政治象征与权力合法性之关联。如果说梅利亚姆的研究仍带有政治哲学的意味，那么拉斯韦尔的研究则完全建立于政治科学的立场之上，关注的是政治象征的“所然”而不是“应然”。早在1927年，年仅25岁的拉斯韦尔就指出：“象征具有表达和宣传的功能”（第627页）。在其行为主义政治学代表作《政治学》中，政治象征被视为精英用以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第19页）。拉斯韦尔在此后几十年的研究中都把政治象征视为政治家或精英使用的工具，而研究重点就是这些工具的功能。他对政治象征功能的分析加深了人们对于政治象征的理解，同时也为政治象征理论的实际应用打开了大门——学习他的理论可以更好地使用政治象征。
拉斯韦尔研究政治象征的方法有二：内容上的定量分析是其主要方法。所谓“内容”是指文本、语言和其他可观察到的经验事实，“定量分析”则是指借助完整和精确的数据来把握研究对象的方法。它使拉斯韦尔的著述具有自然科学著作所具有的精确性，这在当时的政治学界是不多见的。另一研究方法是精神分析法。阿诺德只是偶尔使用这一方法，拉斯韦尔则把它贯穿于其政治象征研究的始终。在他那里，政治象征功能的发挥，主要在于对群众情感的影响。象征拥有的不是直接力量而是间接力量，不作用于人的心灵，象征就无法产生影响。对于象征研究而言，精神分析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须的。
拉斯韦尔的学生以及后世的一些研究者继承了他的衣钵，继续用科学实证的方法探讨政治象征的功能。直至20世纪70年代，还有研究者强调，政治象征研究必须找到一系列可以依据经验测试的命题，这样才能从揣测和争论升华为严谨的科学探索（第335页）。
虽然行为主义政治象征研究结出了丰硕果实，但其缺陷也十分明显：(1)行为主义政治象征研究仅仅关注政治象征的功能，忽略了对政治象征的意义以及意义产生过程、环境的研究，而理解政治象征的意义应该是分析其功能的前提。(2)仅把政治象征视为工具是褊狭的和机械的。政治象征的工具属性固然明显，但它还具有文化的、心理的多重属性。这些缺陷产生的根源，也许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实证主义内核。实证主义认为社会事实外在于人的意识，所以可以用研究自然的方法研究社会。然而，人类社会不是对相同的刺激做出一致反应的自然世界，而是由具有主观意识和不同目的的人结合而成的。因此，用研究自然的方法研究社会，就会产生许多问题，如研究维度受限，具体研究方法需不断修改却总有缺陷，研究结论片面等。总而言之，如果象征有固定的内在属性，人对象征也有固定的反应，那么政治象征的功能也应该是明显和固定的，对其展开深入探讨或许就没有必要了。
20世纪中期的美国政治学界是行为主义的天下，但来自欧洲的解释主义开始产生影响。在政治象征研究领域，解释主义开始被少量政治研究者所接纳。解释主义的政治象征研究不如行为主义的政治象征研究那么“振聋发聩”，但却弥补了行为主义象征研究的不足。解释主义有着与行为主义相反的核心思想，即认为社会事实不是外在于人的心理而存在的，而是由不同人的不同思想建构的。按照这个理解，社会科学就不能采用研究自然的方法来研究社会，不能只通过观察某些现象、行为就总结出人类活动的一般法则，而是应该从研究者的主观出发对社会作不同的解读，通过多种不同的主观性的解释展现社会的全景。行为主义政治学关注的是政治行为及其结果，追问谁何时如何得到实际利益。解释主义政治研究则关注的是具体的政治事件及其意义，追问意义是被谁何时如何建构的。解释主义政治学排斥行为主义所采用的实证的、定量的研究方法，而是以个人的、宏观的、历史的、社会的视野去解释和分析政治象征现象。
解释主义的政治象征研究主要追问两个问题：第一，政治象征是如何维护社会团结的。这类研究以涂尔干的理论为基础，认为象征是人类生活的集中表现，具有某种社会神性，能起到重现社会记忆，实现社会认同的作用。代表作品有华纳(Warner，W．L．)的<生者和死者：美国人的象征生活研究》等。第二，政治象征是如何引导人们理解政治世界的。研究者把象征看作混沌不清的政治世界的路标和指示牌，人们在它的指引下探索政治世界。代表作品有戈斯菲尔德(Gusfield，J．)的《象征性征途：身份政治和美国禁酒运动》等①。研究者往往都以具体的政治事件作为切入点，通过对大量史料的解读和对当时政治、社会环境的分析，发掘政治象征对于个人和社会的意义。
关注政治象征产生意义的错综复杂的环境是解释性政治象征研究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长处。在不同时期，不同的社会背景之下，政治象征的内涵可能是不同的，个人或群体对同一个政治象征的理解也是不一致的，若不对复杂的关系和环境作分析，有关政治象征的论断就很有可能是错误的，或者至少是偏颇的。若要展现错综复杂的环境，解释的方法比精确的数据分析更“科学”，也更具可操作性。
解释主义的政治象征研究展现了政治象征对于个人和社会的多重意义，弥补了行为主义政治象征研究的某些缺陷，但自身也有不足。首先，这一研究倾向于发掘政治象征对于个人和社会的积极意义，却忽略了政治象征的工具属性，忽略了政治象征与权力、利益的紧密关系，忽略了政治象征被精英用来控制大众这一“阴暗面”。其次，解释的方法往往带有难以避免的、明显的主观性，而这种主观性可能导致结论的片面性。
不难看出，行为主义与解释主义政治象征研究是互为补充的。在关注点上，一个关注政治象征的工具属性和功能却忽略丁它的意义；一个关注政治象征的意义与意义产生的环境，却忽略其功能。在研究方法上，一个具有严谨性和准确性，但却限制了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导致了机械化的理解；一个全面且富有人文气息，但却难以避免主观性。因此，要对政治象征展开更加全面的研究，就必须把这两个研究路径整合起来，而这一整合工作首先是由美国学者艾德尔曼开展的。
三、功能解析与现实批判：20世纪后期的政治象征研究
在拉斯韦尔进入暮年的20世纪60年代，政治象征研究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学者是艾德尔曼( Edelman，M.)。艾德尔曼与行为主义政治象征研究者一样关注政治象征的功能，但他力图摆脱仅视政治象征为精英工具的狭小视野，不去追问其具体作用，而是努力探索其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功能。这一努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说明政治象征的作用在于满足社会个体的心理需要。他认为，“矛盾心理”( ambivalence)是人类所固有的，他们有时需要威胁，有时需要安慰。政治象征的作用就是满足这种心理需求，它具有抽象性和“距离性”( remoteness)，易于引发情感变化并带来威胁和安慰。因为政治象征可以满足人类固有的心理需求，所以所有人都离不开政治象征，“精英与普通民众一样，也把自己的信念建立在对象征的理解之上”（第10页）。第二，视政治象征为社会群体心理互动的产物。他写道：“精英没有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而有意识地塑造政治象征……我们发现的是角色取拿(role taking)，而不是欺骗”（第20页）。角色取拿是社会心理学家米德(H. Mead)的符号互动理论中的关键概念，与“换位思考”类似，指个人试图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去观察现实世界，以确定自己在世界中的角色。在艾德尔曼那里，它是指精英通过站在民众或特殊利益团体的位置上思考，预测他们对于某些行为、言论、姿态的反应，然后采取相应的富于象征意义的行动以获取民众支持（第188页）。这也就是说，社会过程中相互关系先于个人的意识而存在，民众对于政治象征的理解以官员与精英的社会心理互动过程为前提；精英无法全盘操控政治象征，因为它的意义来自于社会心理互动而不是被某个精英强加的。
与“精英工具论”分道扬镳之后，艾德尔曼继而展开了对现实政治的批判。他宣称，民主社会中被用来保证民众利益的机制，如选举、政治机构、宪法和法规、政治语言等，实际上都是象征性的，主要用途在于满足心理需求而非实际需求。若心理需求不断获得满足，民众对所谓民主社会中客观存在的各种社会不公、贫困、压迫乃至灭绝人性的战争也就不发一言，陷入“无动状态”( quiescence)（第22页）。
超迈前贤的努力和强烈的批判精神使艾德尔曼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了纪念他，美国学界设立了“默里·艾德尔曼政治传播研究奖”，当今美国政治传播研究者皆以获得此奖为荣。然而，艾德尔曼在超越前人的同时也使自己陷入了人类学家格尔兹(C. Geertz)所说的“曼海姆悖论”之中——他坚称包括精英在内的所有人都为政治象征所迷惑，那他自己如何能够拨开迷雾发现民主社会中存在各种社会不公和压迫的“事实”？
艾德尔曼陷入悖论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咎于他所处的学术环境。20世纪五十六年代，主导美国政治研究的是行为主义理论。行为主义政治学是政治学科学化的结果，实证主义是其方法论。在整个学界奉实证主义为圭臬的情况下，他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难摆脱其影响。这使得他在对人的思维受制于政治象征而无法看到客观事实的情况做出说明之后，仍坚守实证主义阵地，相信政治科学家以及其他知识精英能够揭示被政治象征所遮蔽的“客观事实”，于是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
20世纪六十七年代，在“新左派”运动和“反文化”思潮影响下，美国政治学界认识到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不足并开始修正其研究方向和内容。被改造后的行为主义政治学不再片面追求客观，区分事实与价值，而是致力于改造社会，试图建立起对社会有益的规范。与此同时，福柯、德里达等人掀起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批判理性和现代性，认为现代社会对理性的狂热崇拜导致了各式各样的二元对立，建立了一种制约人的思想的既定秩序。晚年的艾德尔曼仍然与行为主义者一样关注政治象征的功能，在这两种思潮的影响下，他逐渐抛弃了行为主义者所使用的科学实证方法，开始采用解释的方法。这样，艾德尔曼就把行为主义和解释主义这两种政治象征的研究路径局部结合了起来。与此同时，他也希望通过引入解释的方法消解“曼海姆悖论”。1984年，他提出了一种相对主义的观点：政治象征的意义不是固有的，而是由观察者和观察者所处的环境决定的；无论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如何分析、解释，客观的政治现实并不存在[73（第200页）。他指出，悖论产生的原因是否认客观事实存在的相对主义观点无法被证实或证伪，但证实或证伪都是实证主义的方法，其前提条件是承认客观事实的存在，承认科学研究可以区分价值与事实（第4-5页）。这也就是说，问题不在于相对主义的观点本身，而在于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在于人们试图以实证主义的方法去验证这些观点，如果不采用这些方法，相对主义的观点就不会导致悖论。因此，他提出，政治象征研究应该使用创造新的意义的主观解释方法，“必须致力于对主体的解释而不是对客体的观察（第195页）。
认为已经成功消解悖论的艾德尔曼顺着主观主义解释学的逻辑，展开了对政治象征世界的进一步探索。但是，即便是采用了解释学的方法，悖论依然存在。1995年，他完成了《从艺术到政治>一书。该书强调人不可能通过观察达到客观，眼见不为实，但他宣称他自己观察到了政治新闻制造幻觉、艺术消除幻觉这些“事实”。他援引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著述批评导致二元对立秩序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却又把艺术划分为高尚的和粗劣的两个对立面（第106 -144页）。
至此，情况已经基本明了：无论是采用实证的还是解释的方法，艾德尔曼都无法拒绝分类、归纳、演绎等理性思维方式以及揭示事实、寻找真相的冲动，这就与他的相对主义立场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如艾德尔曼所言，政治象征不是我们可以轻易拒绝和去除的东西。它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塑造着社会的意识形态。与此同时，理性主义也不是我们可以轻易拒绝的东西，它已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头脑中植根，并编织着我们的心智结构，那些用来反对理性主义的理论和观点在本质上都是学者们运用理性推理的结果。这也就意味着“曼海姆悖论”将在政治象征研究以及对于文化、传播等与意识形态相关的研究中长期留存。
有学者观察到，越来越多的当代美国学者加入了以促进民主为己任的左派阵营，艾德尔曼虽然也被划归为左派，但是他对民主、科学理性的持续攻击导致了政治传播研究领域其他学者对他的排斥和刻意忽略（第335页）。同时他又一直为悖论所困而不能自拔。悲观失望的艾德尔曼于2001年出版了他的最后一本著作《错误信息的政治》。他在该书的第一页就否定了整个人类的理性，坚称政治象征控制着包括精英在内的所有人的思维、笼罩着一切，人类无法逃离[11]（第1页）。
四、流派整合与结论验证：新近的政治象征研究
艾德尔曼以“集大成者”的姿态使政治象征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但他与“曼海姆悖论”的角力最终以失败告终，于是走向了虚无。他穷尽一生的艰难探索却换来了这样的结果，这就不禁让人怀疑：政治象征研究是否可能继续下去？
美国传播学者凯里以格尔兹的象征人类学和英国文化研究理论为基础提出，传播研究者不应该试图去消解悖论，而应该接纳它。接纳它意味着研究者应该保持谦恭的治学态度，把自己的野心和研究目标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不能像行为主义者那样去寻找普遍法则。因为，试图去揭示普遍法则就意味着研究者相信自己具有“超凡”的理性认知能力，而这种态度常常导致研究者将自己的主观臆断强加于研究对象，使他们的行为“被符合”某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法则[12]（第181-186页）。笔者认为，凯里的观点成为了当代的政治象征研究者的共识，无论采用何种研究方法，关注政治象征世界的哪个层面，当代的政治象征研究者大都未被“曼海姆悖论”所困，而是在接纳它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政治象征研究。
新近的政治象征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1)通过考察某一种特殊政治现象或者某个具体政策，揭示政治象征的意义与作用。例如：《象征性防御》通过对政治漫画的内容分析和人物访谈，分析了在美国战略导弹防御系统大辩论中正反双方所使用的政治象征，并把这场辩论归结为象征的角力；《象征之战》考察了“9. 11”前后美国与中东国家的政府和媒体对政治象征的创造、传播和控制，得出了世界反恐战争实际上是象征之战的结论。(2)关注政治系统的组成部分。如《象征总统》。该著作通过对美国总统政治语言的系统分析，总结出了构成总统之职的象征性内涵，如政府的代表、民族的代表、宗教文化领袖、独自工作的人等，(3)前两类研究的综合，既有对某些公共政策的考察，又有对政治系统展开的分析。代表性作品是《血的牺牲与国家》。该书以涂尔干的图腾崇拜和社会团结理论为基本出发点，通过对建国至今的美国国旗的媒体呈现和仪式呈现的分析指出，美国爱国主义是一种市民宗教( civilreligion)，它通过要求国民的牺牲发挥团结民众作用。
这些研究呈现出两点：第一，从总体上看，新近的政治象征研究已基本实现了对行为主义和解释主义两个研究流派的整合。首先，它变成了各种研究方法混用的领域，一本政治象征研究著作常常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科学实证的还是解释的方法已经不再是区分政治象征研究派别的指标。其次，政治象征作为统治工具的功能以及它对于个人和社会的意义都为研究者所关注。例如，《血的牺牲与国家》既对美国国旗这一政治象征的意义做了解释，又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归纳其政治功能。第二，研究不再局限于美国政治，而是具有了国际化的视野。例如，《象征之战》和《血的牺牲与国家》都包含着许多对外国政治历史和现实的分析。
虽然新近的政治象征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在整体上仍有不足。首先，研究的理论观念陈旧。《血的牺牲与国家》旁征博引，但其主要理论来源仍是涂尔于于1912年出版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象征性防御》、《象征之战》的作者则未对其研究的理论出发点作任何说明。其次，缺乏对政治象征的整体性考察。新近的政治象征研究大都只关注某个特定政治象征或某一个特殊时期使用的政治象征，管中窥豹，褊狭之弊不免。
早在20世纪60年代，艾德尔曼就意识到要把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的理论纳入政治象征研究（第20页），并对广义政治象征做了整体性的分析。由于缺乏新的理论知识的注入，关注面又比较狭小，新近的政治象征研究难以得出让人耳目一新的结论，而大多是充当前期研究的“注脚”——用多种研究方法，反复验证前期学者已经得出的结论。因此，我们也许可以认为，新近的政治象征研究还未能形成对前期研究的全面超越。
只有引入新的理论观念，政治象征研究才能获得显著发展。近年来出现的可喜现象是，语言学、符号学的理论被广泛运用于政治象征研究，为研究增添了不少色彩。例如，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所著的《宣传与公共意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通过对政治话语的分析，揭露了美国政府和政客利用象征性语言控制政局、维护霸权主义的行径。与语言学、符号学一样，人类学和传播学对于政治象征研究不无裨益，且还未被充分应用。引入这两个学科的理论知识，将使政治象征研究获得更大的发展。
五、余论：对中国的政治象征研究的启示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等与软实力相关的问题也开始受到密切关注；经济的发展也使中国社会多元化、复杂化，对内的政治宣传工作因而面临更大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象征作为政治传播中的关键问题理应受到关注。
近年来，一些中国学者开始对政治象征展开研究。对政治象征的直接探讨并不多见，主要有陈蕴茜的《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陈洪生的《政治象征：概念、过程与功能》（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以及马敏的《政治象征／符号的文化功能浅析》（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等。但在一些相关的政治传播研究领域，如国家形象传播研究、舆论宣传研究之中，也有对政治象征的零星探讨。
从整体上看，中国的政治象征研究刚刚起步，而且工具主义倾向明显，主要关注政治象征的具体功能和实际作用。诚然，这是政治象征研究不能忽略的重要问题，此类研究有助于展现政治象征的重要性，也能为制定传播策略提供理论支持。但是，美国政治象征研究的发展历程表明，工具主义视野过于狭小，无法展现政治象征世界的全貌，政治象征的社会心理功能，它对于社会个体和群体的意义以及意义产生的社会互动过程，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关注对象。实际上，对政治象征的意义展开探讨，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明显的实践意义。这是因为，政治象征对于社会群体的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只有把握了当今民众对于政治象征意义的理解．才能制定出更加有效的政治传播策略。
笔者认为，要了解政治象征的意义，中国的政治象征研究应该引入西方象征人类学的理论知识。此外，还需要把政治学理论和新鲜的传播学理论有机结合起来。政治象征与传播密不可分，在当代，没有大众传播，政治象征就难以发挥作用。因此，政治象征研究离不开对于传播、媒介的分析。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中国政治象征研究的主力是政治学者。由于缺乏传播学的知识背景，他们对于媒体在政治象征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理解往往有些简单化。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政治象征研究者也有类似问题。例如，艾德尔曼虽然研讨了大众传播媒介在政治象征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但他倾向于把大众传播媒介理解为精英的“帮凶”——使用简单化、戏剧化的报道，毫无保留地把精英想要传达的政治象征传达出去，从而达到“愚民”的效果。他提出这样的观点，一方面是因为受到了传播效果研究史上的第一阶段理论“魔弹论”的影响，认为大众传播拥有不可抵抗的强大力量，媒体所传播的政治象征会如子弹一般射人民众的头脑之中；在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深受从李普曼时代就已经出现的对大众传播媒体与公众的悲观情绪的影响，不但彻底否定了公众的理性分析能力，也彻底否定了大众媒体的主观能动性，把他们看作听凭政府与政治家摆布的木偶。这种理解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新近的传播效果研究已证明，“魔弹论”具有单向度、简单化的缺陷；受众和传者研究则证明，大众传播媒体与公众也都具有主观能动性，会积极解读信息并赋予其不同的意义。因此，引入新的传播理论，有助于使政治象征研究者摆脱对于大众传播媒介的简单认识，有助于展现政治象征世界的全貌。引入新的传播理论，还有助于寻找政治象征研究的终极意义。很多美国政治象征研究者关注的都是政治世界阴暗的、令人悲观的“所然”，却没有强调“应然”，也没有去寻找改变“所然”的方法。新近出现的媒介素养理论关注如何使民众获得对媒介信息的理性分析能力，把这个理论引入中国的政治象征研究，也许能在“雾气弥漫”的“象征之林”中为民众找到一条通往真实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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