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进而这就动摇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说法。在这个意义上，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就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内部的“结构性自相冲突”[222]。
进一步说，在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规律背后是“上层建筑/基础”的结构与历史主义支撑下的物质生产之间的冲突，而阿尔都塞正是针对这种“冲突”把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修改为“多元决定论”，把“上层建筑/基础”的二元论调整为“复杂整体的统一性”，“复杂整体具有一种多环节主导结构的统一性。归根到底，正是这种特殊结构确立了矛盾与矛盾之间，各矛盾方面之间存在的支配关系；毛泽东指出，这种支配关系是矛盾的基本关系”[223]，这与“黑格尔的总体是简单统一体和简单本原的异化发展”[224]不同，因为后者没有主导矛盾，把任何特定的矛盾都看成是同质的、无差别的。
而阿尔都塞强调复杂整体的差异性和主导结构，这就把“矛盾的‘差异’（在任何复杂过程中必有一个主要矛盾，在任何矛盾中必有一个主要矛盾方面）与复杂整体的存在条件结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225]，也就是说矛盾的差异性是在整体/结构/共时之中呈现出来的，这种似乎是分享了结构主义观点的看法，与阿尔都塞强调社会/结构对历史的优越地位是一致的，或者说他把可能是历史状态存在的矛盾放置在了同一结构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每个矛盾的现实存在条件的内部，恰恰是构成整体统一性的这一主导结构的表现”[226]。
这种看法体现在马克思论述“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中。马克思接受了法国重农学派魁奈对于经济体内部的资源的生产和流通过程的分析，把经济交换过程看成一个持续的、循环的过程，从而生产、流通（交换和分配）和消费就成为同一个结构体系内部的不同要素，但是在这一共时关系之中，各元素之间又被依次分布在一个时间的顺序当中，即由生产到交换到分配再到消费，然后再进入下一次循环，而马克思的洞察之处不仅论述了结构内部的历时关系，而且阐述了结构内部的共时关系，即生产与消费、生产与分配、生产与交换的同一性，进而马克思认为“它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生产的对立规定上的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那是自明之理。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片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227]，换成阿尔都塞的语言就是，生产是主导结构，生产/消费、生产/分配、交换/流通所体现的则是不同矛盾在同一总体中的互为依存或条件的关系。
这样，阿尔都塞就把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转化为同一个结构中的不同矛盾，把处于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不平衡问题转为同一结构内部中的不同矛盾之间的转移和压缩（阿尔都塞借用精神分析的概念来阐述矛盾之间的变化），尽管他从来都不否认经济“归根到底”是决定性因素，但这种“决定性因素仅仅在最后的层次上才起决定的作用”[228]。
第五章 哲学与实践
自从柯尔施写作《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和卢卡奇发表《历史与阶级意识》以来，这种“专业哲学家”就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学术传统”中占据压倒性优势，安德森认为“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隐蔽标志只是一个失败的产物而已”[229]。这种通过外在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来解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似乎可以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哲学提供历史唯物主义的动因，但是这种叙述却遮蔽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经典传统”的批判视野，因此，与其说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上的失败孕育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如说西方马克思主义通过特殊的方式回应了这种政治上的失败。对于阿尔都塞来说，不仅要作“哲学家”，而且要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这与他要以哲学家的身份来阅读《资本论》以及确立一种“新的哲学实践”的论
述有关，而“哲学实践”与第一章论述的“理论实践”不同，与葛兰西把有机知识分子参与文化领导权的阵地战的行为作为一种“实践哲学”也不同。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指出“直至最近一个时期，《资本论》还只是被‘专家们’即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们阅读。……成千上万的正在战斗的工人研究过这部著作，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阅读过它，但很少有哲学家，即能够对《资本论》提出关于它的对象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