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而集体撰写的长篇论文《约翰·福特的<少年林肯>》。 “意识形态批评”侧重于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把某些特征的文本视为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运作的“神话”,或者借用福柯的观点“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年代”。对于一个具体的文本,应被看成是总体的历史文本的产物。一方面要考察它与总的“历史文本”之间的动力学关系,另一方面要考察这个总的历史文本与特殊的历史事件之间的动力学关系。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批评方法,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社会反映论,其重要区别之一在于,尽管这种批评方法强调政治、经济、文化对某部具体的文本的制约和影响,但它同时强调文本与社会间的“动力学”关系,也就是说,文本并非被动地“反映”社会,它同时可能是这种社会情境的一种建构性的力量,至少是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因此,意识形态批评的前提是把文本看成是镶嵌着或铭刻着复杂的社会脉络、文化论述、历史记忆与不同主体位置的场域;区别之二,则是意识形态批评不同于关注文本的历史背景的“内容研究”,也不是韦勒克意义上与内部研究相对的“外部研究”,而更关注文本的“形式”,或者说,不仅关系文本讲述了什么,更关心文本是如何被讲述的。 在对文本进行意识形态批评时,最为重要的策略就是寻找意识形态的症候点,这种或者称为“症候读法”表面上看来自于精神分析学,实际上是阿尔都塞从马克思那里发现的,“所谓征候读法就是在同一运动中,把所读的文章本身中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并且使之与另一篇文章发生联系,而这另一篇文章作为必然的不出现存在于前一篇文章中”[268],这种方法使马克思在斯密的著作中读出读不出来的东西,“因为马克思用没有相应问题的回答这一悖论所包含的看不见的总问题来衡量他开始就看见的总问题”[269]。具体地说,对文本进行批评性读解的关键在于区分文本中“明说了什么”和“未明说什么”。“未明说的”并非不重要,恰恰是文本制造的意识形态效果,也就是说,“未明说的”正因为未被说出反而包含在它已然说出的一切之中,如同在场的缺席或缺席的在场。因此,把“明说的”与“未明说的”作为文本中的结构性因素,是为了说明文本书写的“铭文动力学”,即从探询“明说的”与“未明说的”之间的关系来找到意识形态书写的痕迹。 张慧瑜
> 2004年4—5月于红一楼220 参考书目 (按国别、时间顺序排列) 《资本论》第一卷上,人民出版社,1953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 [法]阿尔都塞著:《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 [法]阿尔都塞著:《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法]阿尔都塞著:《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法]雅克·德里达著:《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