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反复告诫党的各级干部，必须带头守法。1954年，毛泽东在谈到宪法的实行时说：“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9页。）
俗话说：官要清，民则正；贪官炽，盗贼兴。为此，邓小平把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以身作则，作为反腐倡廉举措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指出：“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又是全党的表率。又说，高级干部能不能以身作则，影响很大。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他还说：“只要高级干部带头，这个事情就好办了。人民群众反对特殊化，首先是对着我们这些高级干部的。但是，不只是对着高级干部，还有中下层干部。人民群众对干部特殊化是很不满意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6页。）除要求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守法外，邓小平还号召领导干部学会用法律办事。因为这是现在和今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过程中，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学会处理的新课题。
二、毛泽东与邓小平法制思想的不同点
（一）对法制本身的理解有所不同
首先，对法制功能理论的理解不完全相同。在毛泽东的法制思想中，他把法制的功能主要局限于对敌斗争、惩治犯罪和维护统治的范围，过分地强调法律的制定主要是服务于权力的巩固，把法律仅仅作为实现政治统治的必要工具和手段，而忽视了在新的形势下法律对社会生活，尤其是对社会经济生活组织管理的职能；他总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出发思考民主问题，导致他单纯强调国家对法制的完善和强化权力的必要，而没有把人民民主内涵中的公民权利义务，在法律思想上予以阐明；他只重视人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而忽视了人民应有的基本权利。因此，当他在宣告人民当家作主的时候，留给人民的是义务主体的法律角色，结果为政治运动中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留下缺口，最终导致无视宪法、法律、无法无天的无政府局面，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人民民主形同虚设。他所期望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社会局面终未如期到来。
邓小平在吸收和继承毛泽东法制功能思想中的积极因素的同时，又纠正了毛泽东的一些失误。他在强调法律对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定的同时，特别重视法律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作用和功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宣布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我国被消灭，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也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在新形势下，邓小平强调了法律调整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功能。1978年邓小平就要求国家立法部门为适应当时经济建设形势的需要，集中精力制定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他指出，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他迫切地要求法制要在执行中完备起来。法制基本功能理论的及时调整，是我国实现“以法治国”“依法办事”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尤其是现阶段，对依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对法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认识不同
对法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毛泽东指出：法律是上层建筑，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在这一基本思想指导下，党的八大提出：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的法制，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秩序。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但毛泽东在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过程中，并没有显示出对法制的强烈要求，使法制对经济建设的促进和保障作用未得到充分体现。他以阶级斗争为动力，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国有化程度；发动群众运动，用“人海战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样，法律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变得可有可无，造成1959年在全国撤销司法局后，“有事办政法，无事办生产”的令人费解的局面。结果经济立法工作裹足不前，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诸多关系无法规范、调整，以至在文化大革命中使得政治斗争严重地冲击了经济建设，导致国民经济步入崩溃的边缘。
与毛泽东有所不同，邓小平十分重视法制建设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作用，将法制建设提到了自建国以来的从未有过的高度，将法制作为影响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邓小平在众多的讲话中都反复强调加强法制建设对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他首先提出并论证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一重要思想，从而首先确定了加强民主与法制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其次提出并论证了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的著名观点，他认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此外，他十分重视法制对经济建设的作用，多次强调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法制”，并且要求“两手都要硬”。在他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的经济立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踏步前进。从1979年以来，我国颁布的经济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达700多个，涉及到计划、财政、金融、审计、会计、自然资源、能源、环境保护、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经济合作、知识产权、涉外经济关系等诸多方面，从而使我国的法制在国家的经济政治生活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积极作用。
第三，对民主与法制之间的关系的理解程度不同
由于对法制的功能作用理解的局限，毛泽东对民主与法制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是不深刻的。他认为，法律的作用集中表现为：它是保护统治阶级镇压敌对阶级的工具。他说：“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一切东西……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8页。）在谈到民主时，毛泽东主要的是把它同集中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