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上、中旬之交的广州，正处于本世纪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灰霾预警期。
灰蒙蒙的天，口鼻吞吐着光化学烟雾转化而来的细粒子，我又一次来到中山四路与文德路交界处的长兴里，站在万木草堂旧址前，沉思良久。
一
这座在周围或高或低的楼群中毫不起眼的旧建筑，为三间三进、硬山顶的青砖祠堂，系康有为1891年创办“万木草堂”之最早落堂处。史载，草堂后移置卫边街邝家祠，再迁广府学宫仰高祠；草堂三址，后二址已不存，唯此长兴里旧址门面及“邱氏书室”石额仍存旧观，遂成昔日“万木草堂”之历史见证。
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万木草堂是近代中国第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的策源地。就在草堂存留的七、八年间（1891年至1898年），近代思想解放运动第一人——康有为通过聚徒办学，积蓄力量，凝聚共识，并推动了“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两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如今百年草堂空徒四壁，“蓄德录”、“功课簿”不知何处寻，但我们依然可以透过历史烟云，体味当年从这座草堂发出的解放思想之时代强音。
在草堂办学的七、八年间，康有为通过营造清新的学风，积蓄了推动改革的骨干力量。这种学风，首先体现为冲决传统旧学罗网的勇敢精神，即如康有为所言之“夫勉强为学，务在逆乎常纬”（所谓“逆乎常纬”，就是敢于背叛常规旧制）；这种学风，又体现为倡导问难质疑的批判精神，同学之间自由争鸣蔚然成风，并从中获得学问之益；这种学风，还体现为紧密联系时事政治的实践精神，讲学间每每语及国事、民生、外侮之种种，由此激发学生的爱国之心、报国之情、匹夫之责。因此，对于万木草堂的学风，人们虽有“武断（指学术习惯）”、“狭隘（指宗派圈子）”之议，但总体上仍褒扬其新，认为其一扫清末为学者惟利禄之是慕、惟帖括之是学的颓废风气。正是在这种生气蓬勃的学风所努力贯彻着的维新图强的氛围中，万木草堂培育学生近千人，地域遍及上海、北京、广东、广西等各省市，从而造就起一支以梁启超、陈千秋等为代表的变法骨干力量。
在草堂办学的七、八年间，康有为通过撰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鼓吹维新变法的著作，在知识精英中凝聚了变革的共识。康有为的著作中，今人多称许《大同书》，但此书实为对未来社会的空想式预言而已，且首次刊版已在辛亥革命前后，在当时社会影响并不大；为维新变法提供学术理论基础的，实为“两考”书。1891年刊印的《新学伪经考》，以考证古经、求真辨伪的形式，认为东汉以来之经学，多出刘歆（王莽“新朝”时人）伪造，“非孔子之经”，由此打击“恪守祖训”之成说，为扫除维新变法的障碍准备理论条件。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刊行后，即着手编撰《孔子改制考》。这部也是以学术考证形式撰写的著作，以孔子改制的名义，高举革故鼎新的旗帜，批判君主专制，力求使改制的孔子获得独尊的地位以利于大道之推行，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具有极大的冲击力。需要指出的是，《孔子改制考》实际上是康有为在学生们的协助下完成的。他发动学生们参加资料搜集、校勘、编纂等工作，还经常就书中的理论问题与他们共同探讨。因此，此书的著述过程，也是凝聚改革共识的过程。此“两考”书，由于著者本人治学方法的偏激、片面和武断倾向，不少人从学术价值、思想价值和实践后果等方面持否定意见。但无论如何，在政治方面，此“两考”书在当时如同平地霹雳一般震撼了中国社会；在思想文化方面，此“两考”书体现了理性从迷信中的伟大觉醒。
在草堂办学的七、八年间，康有为两度北上，在北京推动了“公车上书”（1895年）和“戊戌变法”（1898年）。“公车上书”虽然遭到冷遇，但它推动或影响了各地组学会、立团体、办报刊的热潮，启蒙了一代人，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变革之风由此大盛。“戊戌变法”虽然惨败了，但其救国图强的主张，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是近代史上中华民族觉醒的一座里程碑，并由此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进程。
在万木草堂的康有为，以其讲学、著述活动，成为当时思想大解放潮流中的领袖人物；从万木草堂走出来的康有为，以其推动上书和维新变法等政治活动，成为当时思想大解放运动中的代表人物。因此，毛泽东把他与洪秀全、严复和孙中山并列，称之为“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是“先进的中国人”。
二
就是这样一个曾经的“先进的中国人”，到了辛亥革命时期，强硬反对孙中山等人的革命运动，主张君主立宪；辛亥革命成功赶走清朝皇帝，在无皇可保的情况下，又鼓吹“虚君共和”，并于1912年组织孔教会；更于1917年与张勋策划溥仪复辟，迅告失败，其臭名昭著，可与袁世凯之“洪宪帝制”等量齐观。伴随着人生中的这些败笔，康有为度过了自己的垂暮之年。
我曾在青岛拜谒康有为墓。艺术大师刘海粟撰写的墓志铭，谈康氏创办学堂、著书立说、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等，尽是其辉煌的一面，而对于人们通常所说的保守、倒退的另一面，则只字未提。刘系康入室弟子，按“为尊者讳”传统，是可以理解的。有意思的是，墓的东侧，还竖有一碑，背面也刻有墓志铭，系康有为友人吕振文撰书。吕撰写的墓志铭，罗列公车上书、戊戌变法、虚君共和、丁巳复辟等康有为政治生涯的关键节点，不虚美、不隐恶，可谓进退、新旧、扬抑参半之客观评说。
一个在年轻时就有意识地阅读西方著作，接受西方先进思想的人；一个创办新式学堂，培养了一批具有创新意识的知识精英的人；一个发动了震动朝野的公车上书的人；一个立志维新变革，推动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戊戌变法运动的人……，就是这样一个意识超前的人物，怎么会走到自己的反面，从历史的这一端走到历史的那一端，成为一个保守落后的人呢？
一个人的前半生享有盛誉，而他的后半生却屡屡遭人贬斥；维新与复辟，复杂地搅和在一起，述说着康有为的辉煌与暗淡……他，究竟怎样演绎着一个时代人物的复杂的心路历程？
在这些疑问中，我陷入了艰难的思想跋涉。
心理学家也许把它归结为“自我价值感”的心理需求。也就是说，康有为为了维新、为了保皇付出了牺牲和代价（亲友被杀，自己 [1] [2] [3] [4]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