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员、判官、执法、刑警的功能，当然是批判，用这个故事来批判私刑。第二部影片里，十二个陪审员，其中一个陪审员，亨利•方达饰演的，认为应该由原告提出足够的证据说明这个人有罪，他一个一个说服另外11个人，这个案件还是有疑点的，很可能是他干的，但是我还是不能百分之百确定是他干的，给我们的感觉是宁可放过一百但是不可以错杀一个。
美国以前曾经有一度犯罪率特别高，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很震惊，真的把一个故事拿出来讲很震撼，尤其第二个故事比第一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有答案的，第二个故事是没有给出答案的，是不是他做的呢？没有确定。原告没有拿出足够的证据，这就是美国的法律。这是两部比较严肃的影片。
反过来像是《肮脏的哈利》等，把法律的东西当做是一个障碍，当法律妨碍我惩罚坏人的时候我就置之不顾了。在正面人物面前设立几个障碍，比如说老是做错误决策的上司，还有机制的问题，这个法律本身，结果把坏人抓来就给放了，于是就只有自己出去趁着坏人不注意就把他杀了，严格来说这是违法的，我不能拿出证据，或者他有很高明的律师，我斗不过他，我只能用私人正义，所谓文学艺术正义，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法律制不了他，我就用这样的方法制他。
平时很多人看美国影片，这些可能是比较知识阶层的，或者是大学生会注意到的。但是普通观众看美国大片，不是注意法律观念、政治观念，而是性爱观念。美国完全有自己的一套，我们觉得是很有普世性的，但是我想来觉得不是，美国大片至少主流片是很中庸的，比如说对于某些方面，对婚前同居基本上是认可的，但是对于出轨是不主张的。对于同性恋，理论上他是支持的，就是说理论上承认这些人的权益，但是是不能表现的。它处于中间的阶段，比如说《春光乍泄》前面的镜头在美国影片基本上没有出现，而《断背山》是美国电影突破性的，对于交换老婆他是持非常鲜明的反对态度。
归根到底，在理智和情感之间，好莱坞影片是站在情感一方。这几点都是有很明晰的线条，比如说对爱情的赞美，这个人谈了很多恋爱，最后还是找了青梅竹马的人，我觉得这在美国社会几乎不可能，是非常不实际的，但是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所以我觉得它在讲故事的时候，也许在细节上需要结合当下很哗众取宠的一些做法，但是骨子里它非常保守，这一点我们以前没有意识到，但是如果跟欧洲片一比马上就明白了，欧洲片这些方面真的是非常大胆的，欧洲片大量对感情、对性爱的描写，在美国主流影片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美国片在我看来，在这些方面比我们国内的影片，可能稍微过一点点，但是基本上你放在全世界的框架里看，它其实是比较偏中庸的。比如说对我们平时批判比较多的性和暴力，在大部分的主流影片里是作为辅助手段，是戏剧元素，很少很少去刻意美化。一般的影片里，反映的思想是一种大众化的思想，而不是一种极端的思想，不是精英的思想，而且只是点到为止。对于敏感的问题，它基本上采取回避的态度，对于生活中一些处于黑白之间的议题，它通常会要么不涉及，如果涉及的话就会采取一个比较模糊的模棱两可或者偏保守的姿态。
那么这其实是跟整个戏剧的一些原理有关，好莱坞的影片在思想上，它走中庸的道路，因为它在戏剧上是根植于以前的通俗剧。所谓通俗剧对人物的描写，善恶是非常分明的，我们想象中的爱情通俗剧是像琼瑶剧，或者《悲惨世界》等，人物的巧合特别多，人物的反差特别大，这个人如果受苦的话就逼到绝境，它也是借用这样的手段。追溯到希腊悲剧时期就有这样的，到了好莱坞，这些手法用的非常娴熟，因为这些手法是广大老百姓最容易接受和认可的。如果塑造一个恶中有善、善中有恶的人，可能就没有办法跟上，没有办法产生强烈的戏剧效果。
好莱坞影片对它批评最多的，不是欧洲、不是中国人，而是美国的知识分子，美国知识分子对好莱坞影片批判最严厉，其实就是站在精英的角度，从他的角度来看待好莱坞影片，觉得你好莱坞影片讲的通俗一些就是骗老百姓，因为现实中很难遇到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也不会遇到一个十恶不赦的恶棍，一个人可能平时也会做一些善良的事情，比如说在车上遇到老人家会让座，但是可能拾到钱包就不还，自己就拿着了。在电影里如果你看到这个细节，你就觉得没有办法把这两个事件放在一个人身上，而在生活中很自然就可以把这两个事件放在一个人身上。
比如说一个贪官，可能真的帮几百万人摆脱了贫困，但是人家送他钱的时候，他脸不变色心不跳。如果用戏剧理论来套可能就完全套不上，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呢？但是现实中这样的人太多了，讲的极端一点，没有一个人是百分之百的好人，或者是百分之百的坏人。但是一旦搬上银幕就不行，就得往两边靠，只不过好莱坞影片在靠的时候，慢慢你会发现几十年下来，比以前稍微好了一些。以前比如说这个人是好人，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