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有徐昌霖的 《密支那风云》(1945)、成荫的《打得好》(1944)、洛丁等人的《粮食》(1946)、张骏 祥的《边城故事》(1941)、吴铁翼的《河山春晓》(1944)、王锐的《健飞的求婚》(194 8)等。前三篇作品直接表现抗日斗争，后三篇主要描写后方建设，两者合起来形成了“ 抗战建国”的共同主题。
在上述作品中，作家们虽然也曾描写了主人公们的种种美德，但艺术表现的重心却始 终放在人物的行为上。至于美德，只是人物在行动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品格。在人物的 行为描写中，作品突出的是这些行为同历史的进步事业与民族的正义使命之间的紧密联 系，而后者的伟大与崇高才是人物行为英雄性质的主要源泉。正因如此，除《打得好》 和《粮食》以外，其他作品固然存在着纯粹个人性质的情感纠葛，但作家的主要笔力仍 在人物的公民生活方面。他们着意反映的是人物在投身伟大而正义事业的过程中，为了 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所体现出来的勇敢精神和创造精神。这无疑为英雄化取向的多数作品 增添了一种十分明显的社会实践品格。在机智化和世态化取向中，中国现代幽默喜剧主 要描写的是人物的日常生活，而现在它育化的却是对于人物公民生活的表现力，从而进 一步开拓了现代幽默喜剧反映生活的摄取视野。这不能不说是英雄化对于现代幽默喜剧 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在艺术表达上，这种内在的社会实践品格为英雄化喜剧带来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对故 事和情节因素的重视。这或许就是张骏祥将他的《边城故事》说成是“一个五幕的Melo drama”(注：Melodrama，在现代时期可译为“闹剧”或“情节剧”，现一般译为后者 。)的原因。在这部大型喜剧作品中，作家正是在一种险象环生的情节进展中，为我们 刻画出主人公杨诚专员对于祖国的忠诚、对群众的信任和勇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英雄 精神。
一般来说，在这类英雄化的喜剧作品中，为
了满足表现人物英雄行为的基本要求，作 家往往要创造出一种极端化的情节。在这种非比寻常的情节中，英雄主人公将会遇到难 以想象的挑战和考验。这种艺术处理方式不仅可以体现出人物卓越的品格，而且可以有 效地引发观众紧张的期待，进而构成喜剧审美心理“紧张——松弛”模式的前半部分。 极端化的情节必然要求极端化的结局，要么是大获全胜，要么是满盘皆输。我们谈论的 既然是喜剧，那么，英雄化要求的自然是前者。由于最终的成功和胜利，“紧张——松 弛”模式的后半部分得以实现。这种争取成功和胜利的情节模式，加上主人公或诙谐或 乐观的可爱性格以及某些喜剧性的穿插成分，则构成了英雄喜剧幽默性的主要内容。
二、走向英雄
就严格意义而言，“英雄化的喜剧”并不等同于“英雄喜剧”。前者固然以后者为核 心，但在其所涵盖的内容上又绝不仅限于此。正如宋之的在1939年所说：
我们现在尤其需要喜剧型的英雄，在各战场上，有着不少的英雄在战斗着，他们的影 响，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力量，这类英雄在喜剧里将是一把火，燃烧起民众们热烈的 抗敌情绪，铸就了铁一般的民族再生力量。(注：《宋之的研究资料》解放军文艺出版 社1987年版，第172页。173页。172页。172页。)
在一大批英雄化的幽默喜剧中，作家更乐于表现的是那些作为人类盐中之盐的英雄们 对于普通人的影响，他们试图表现的是更多的人走向英雄的过程和可能性。
《等太太回来的时候》(1941)是丁西林唯一一部紧密配合政治现实问题的作品。剧中 正直爱国的儿子刚从国外回到“孤岛”家里没几天，就毅然决定离开已经成为汉奸的父 亲。他爱母亲，他唯一担心的是自己的出走对于多病的母亲心理上可能带来的打击。为 了抗日事业，儿子最后决定将母子间的私情置诸一边。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爱国 行动得到了母亲的充分理解。剧尾，深明大义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