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母亲带着儿子和小女儿一同离开了上海 ，准备投身于大后方抗日救国的行列。
吴祖光的《少年游》(1944)是表现这方面内容最为典型的作品，同时也是英雄化喜剧 当中的优秀之作。剧本主要表现四位女大学毕业生及其男友在北平沦陷时期的人生选择 。姚舜英和周栩是全剧中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凶险的环境中 从事着秘密工作。在他们的影响下，洪蔷开始反省自己过去那种任性好玩的生活。她在 周栩和洋场阔少之间的选择早已越出了恋爱的范围，体现的是一种人生价值的重估和对 于有意义人生的追求。为肺病所苦的董若仪，在现实的教育下，改变了悲观消极的生活 态度。为了获取积极的人生，她宁愿死在寻找新生活的路上，而不愿苟活在北平的鬼蜮 世界里。剧本最后，胜利完成了刺杀日酋任务的周栩带领剧中的革命者和进步分子离开 北平，奔向了延安。
无论《等太太回来的时候》中的儿子和母亲，还是《少年游》里的洪蔷和董若仪，他 们在未来的生活和斗争中未必一定就能成为英雄，但至少可以肯定：只要他们能够始终 同伟大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必将会缩短自己同英雄之间的距离，或者换句话说，事业的 伟大将会使他们具备某些英雄主义的因素。
值得指出的是，英雄化的喜剧在抒写英雄们对于多数人影响的过程中，对道德升华问 题给予了相当的关注。英雄性不仅可以视为一种审美基本概念的变体，而且始终是一个 道德概念。黑格尔在分析古希腊时代英雄性的时候，曾经指出在当时英雄形象中所包含 着的某些非道德的因素：海格立斯曾在一夜强奸了第斯庇乌斯的50个女儿；他在清洗过 奥吉亚斯牛栏之后，仅仅为了主人的违约就杀死了后者。黑格尔由此证明当时的英雄未 必一定是那种“道德上的英雄”。(注：参见《朱光潜全集》第1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 990年版，第227～228页。海格立斯(Herkules)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但上述情况或 许只是古代人野性崇拜的遗存，充其量能够说明的不过是古代的道德不同于今天的道德 。不管怎么说，在现代中国意义上的英雄性和道德性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联系。 一个人之所以成为英雄，可能主要并不是因为他的德行，但是英雄在道德上或道德的某 些方面必然具备着崇高的因素。这样，英雄化喜剧通过英雄主义精神的发散，不仅写出 了进步的社会实践力量的不断壮大，而且也表现出了一场伟大战争中的民众普遍道德的 迁善与升华。
陈白尘的《秋收》(1941)、洪深的《包得行》(1939)和胡可的《喜相逢》(1949)等喜 剧正是这样的作品。根据艾芜同名小说改编的《秋收》，叙述了三个国民党伤兵帮助当 地抗属姜老太婆一家抢收稻子的故事，意在表现全民抗战新形势在一些抗日士兵当中所 引发的新变化。《包得行》中的包占云是四川某地年轻的无业游民，由于看不惯内地的 腐败而变得玩世不恭，但战争教育了他，最后使之踏上了保家卫国的征程。《喜相逢》 中的解放军战士刘喜，拿走了俘虏的五万元法币，后来向班长坦白了错误，卸下了思想 包袱，保证了道德上的完美。
战争与道德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战争造成了人性的退化和兽性的泛 滥，给人间带来了难以计数的惨剧和罪行；但在另一方面，它又以强有力的方式促成了 人类对于自身的道德反省。尤其是在正义的战争中，志士仁人们的舍身取义、慷慨赴难 的崇高精神必定会使愈来愈多的人跳出小我平庸的拘囿，完成道德上的净化和升华。中 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就是这样的战争。一方面是空前的破坏和灾难，一方面又 是前所未有的进步和建树。亿万人民在创造英雄业绩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改造着自身，其 中当然也包括着革命和进步民众的道德状况。这种道德的提高也正是宋之的所说的“民 族再生力量”的一部分。英雄化喜剧对于这一方面的关注和艺术表现显然具有重要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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