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将幽默喜剧的正剧化视为“潜在的”危险，是因为英雄化喜剧尽管存在着上 述的不足，但仍有不少作品在英雄性与喜剧性的结合上取得了明显的成功。《打得好》 和《粮食》等剧在紧张情节的设计中，让主人公们凭借自身的勇敢、镇定和机智十分巧 妙地度过了危机，战胜了暂时处于优势的敌人。在“巧克强敌”的意义上，可以归属于 延安文艺系统的英雄喜剧在“英雄”与“喜剧”的结合方面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并在此 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特有的艺术风范。在这种风范中，我们似乎可以觉察到《救风尘》和 《望江亭》当中的某些历史遗韵。当然，延安文艺系统的英雄喜剧一般篇幅都比较短小 ，因此，在英雄性与喜剧性结合的问题上，把握起来自然会相对简单一些。而在那些大 型的多幕剧当中，由于人物、情节或头绪的相对复杂，上述问题解决起来当然要困难得 多。尽管如此，一些作品还是为后来者提供了不少宝贵的艺术经验。
这些经验大体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以丁西林的《妙峰山》(1941)为代表。剧中的王老虎是某抗日部队的首领。他 曾指挥五百名弟兄在老虎口一举歼灭二千多日军，在当地民众中有着很高的威望。不仅 如此，他还在妙峰山上创建起一块“近代化、科学化、人情化、理智化”的理想乐土。 他因为“咱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而被政府军俘获。在被押解途中，他不仅处变不惊， 而且成功地部署了解救自己的行动。他无疑是位英雄。但是作品并没有对上述情节做出 正面的渲染，而把主要的笔墨放到他与华华浪漫地相遇、恋爱，直到结婚的线索上。突 出了他一方面无法抵御华华的吸引，另一方面又不能忘掉自己矢志不娶誓言的喜剧性矛 盾。这也就是说，英雄性与喜剧性的结合，在《妙峰山》中是以一种虚实相间的方式实 现的：虚写主人公英雄业绩的一面，实写其日常情感纠葛的另一面，其中又突出了他所 具有的某些无伤大雅的“缺失”。以这样的方式塑造出来的喜剧英雄往往不仅是可敬可 仰的，同时又是可亲可喜的。
第二种以吴祖光的《少年游》为代表。如果说英雄性和喜剧性在《妙峰山》中主要是 体现于主人公一身的话；那么它们在《少年游》里却是分别体现在不同的角色身上的。 其中的姚舜英和周栩是英雄性的主要负载者，而洪蔷则是喜剧性的主要体现者。这样，
作品通过他们之间的纠葛，特别是通过后者向前者的趋进，在整体的意义上构成了英雄 性和喜剧性的结合。这里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英雄性与喜剧性的结合实际上不仅可以 通过一个人物不同侧面的结合来实现，而且也可以借重几个不同人物之间的结合来完成 。
第三种以顾仲彝的《八仙外传》(1945)为代表。剧本成功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隐喻性 的表达方式。这当然是上海沧陷时期的政治高压所致，但它同时又指示出英雄性和喜剧 性互相结合的另外一种可能性。由于神话传说本身的间离作用，作品在喜剧性方面做了 淋漓尽致的发挥，并且将一个英雄的主题深植到喜剧的整体形式之中。
第四种以黄宗江的《大团圆》(1949)为代表。尽管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剧本，但它却 是中国现代喜剧史上的优秀作品之一，我甚至以为它是英雄化喜剧的压卷之作。这部作 品通过北京一个家庭自1937年开始将近十年的变迁，表现了蕴藏在中国人民当中的那种 追求不止、奋斗不已的英雄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它以一种普遍性的形式体现出英雄性 与喜剧性的结合，而这种水乳交融式结合的基础正在生活本身。
生活是流动的，因此蕴含在生活当中的英雄性也是流动的。在剧本里，英雄性并不仅 仅是个别人物所具备的品格，它是一种精神性的普遍存在。有人落伍了，但又有人接替 他们的位置继续前进。英雄性作为一种精神流就是这样被不断地传承着、转换着、深化 着，并且总是从一点向四周扩展，推动着愈来愈多的人走向“新时代”。
生活是平凡的，又是丰富的。《大团圆》中的喜剧性也是这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