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道教音乐研究的重心都集中在汉族地区。发端于本世纪50年代的近现代道教音乐研究，即是始于汉族地区的，这从50年代中后期进行的几项对道教音乐的搜集、整理工作均可以反映出来，例如：50年代以中国音乐史学家杨荫浏等学者组成的湖南音乐普查小组，对湖南地区的民间音乐进行了普查，其中对湖南衡阳地区的道教音乐等作了调查，并与以文字、记谱方式和佛教音乐等的调查结果一起登载于《湖南音乐普查报告附录之一 宗教音乐》中；其后，相继有《苏州道教艺术集》、《扬州道教音乐介绍》等汉族不同地区道教音乐资料问世（注：《湖南音乐普查报告附录之一 宗教音乐》民族音乐研究所编，该所1958年油印，音乐出版社1960年出版 《苏州道教艺术集》 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1957年油印 《扬州道教音乐介绍》 扬州市文联编，1958年油印）。自70年代中后期，中断了20余年的道教音乐的收集和整理又重新复苏和兴起（仍主要集中于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上海音乐学院研究者陈大灿等开展对上海及其临近地区道教音乐的录音录像工作；武汉音乐学院部分师生对武当山道教音乐的收集整理；中国音乐学院等音乐院校的一些学者，分别对北京白云观、沈阳太清宫、四川青城山等宫观的道教音乐进行的收集整理等。此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音乐资料馆先后与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香港圆玄学院和《人民音乐》编辑部等联合，分别于1983年和1989年在香港召开了“国际道教科仪及音乐研讨会”和“第一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1990年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道教协会等单位在北京白云观召开了中国道教音乐学术研讨会；1991年香港圆玄学院、人民音乐出版社、《音乐研究》编辑部和沈阳音乐学院在香港联合召开了“第二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这一切促使以收集整理为基础的对道教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局面正式形成（注：参见曹本冶、史新民《道教科仪音乐研究现状与展望》 载《音乐研究》1991(4)，页65～66）。
从整体来看，近年来学术界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所加强，研究地区和范围有所扩大，研究成果也不断推出。这些成果主要来源于伍一鸣的《江南道教音乐的由来和发展》、甘绍成的《川西道教音乐的类型及其特征》、陈天国的《潮州道教音乐》、曹本冶的《香港道教全真派仪式音乐初述》和《道乐研究与香港道乐》、吴学源的《昆明道教“清微派”科仪音乐探析》、潘忠禄的《巨鹿道教音乐》、张鸿懿的《北京白云观的道教音乐》、吕锤宽的《台湾天师派道教仪式音乐的功能》、史新民的《论武当道乐之特征》、刘红的《“武当韵”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张凤林的《苏州道教音乐特点要述》、蒲亨强的《武当道乐曲目分类考源》、王忠人和刘红的《龙虎山天师道音乐》、曹本冶和蒲亨强的《武当山道教音乐研究》、王纯五和甘绍成的《中国道教音乐》、吕锤宽的《台湾的道教仪式与音乐》、周振锡和史新民的《道教音乐》（注：伍一鸣《江南道教音乐的由来和发展》 载《中国道教》1989(1)，页40～44 甘绍成《川西道教音乐的类型及其特征》 载《音乐探索》1989(3)，页37～47 陈天国《潮州道教音乐》 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9(4)，页26～27,25 曹本冶《香港道教全真派仪式音乐初述》 载《人民音乐》1989(8)，页26～29 吴学源《昆明道教“清微派”科仪音乐探析》发表于第一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 潘忠禄《巨鹿道教音乐》 载《中国音乐》1990(2)，页17～20,10 张鸿懿《北京白云观的道教音乐》 载《中国音乐》1990(4)，页31～34 吕锤宽《台湾天师派道教仪式音乐的功能》 载《中国音乐学》1991(3)，页21～33 曹本冶《道乐研究与香港道乐》 载《黄钟》1991(4)，页4～7 史新民《论武当道乐之特征》 载《黄钟》1991(4)，页8～14； 刘红《“武当韵”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 载《黄钟》1991(4)，页15～24 张凤林《苏州道教音乐特点要述》 载《黄钟》1991(4)，页110～114 蒲亨强《武当道乐曲目分类 [1] [2] [3] [4]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