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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部要籍编辑思想研究之二:经部要籍编辑方法

  摘 要:文章认为编辑方法是编辑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编辑思想在经部要籍成书过程中的充分表达。从选择汇编、删改重构、考证辨伪、编次作序几种主要的编辑方法中可以分析经部要籍的成书方式,也可深入了解与之密切关联的编辑思想。
  关键词:经部 编辑方法 编辑思想
  图书的编辑方法是在某种编辑思想的指引下,按照一定的标准和体例,对图书内容和形式进行选择、整理的手段。编辑方法是编辑思想的具体体现,编辑具有什么样的思想决定了他所采用的编辑方法。编辑方法定了,书籍的基本形态也就定了,因而,研究书籍编辑思想离不开编辑方法的分析、概括与总结。编辑方法在思想的引领下各有特色,风格炯异,是编辑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编辑思想在成书过程中的充分表达。经部书籍数量众多,卷帙浩繁,时代特征明显,无论编著、编述还是钞纂都是通过某种特定的方法编辑出来的。分析经部要籍的编辑方法,可知其成书方式,也可探索与之密切关联的编辑思想。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至今,关于编辑的概念、作为编辑家的孔子的研究、孔子与六经关系的研究几乎没有中断过,“假使要详密地罗列着比较着,可成为数十万言的专著”,这些研究表现出二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以清末皮锡瑞为代表,认为不算乐经,五经都是孔子制作;一种以近人钱玄同为代表,认为五经是五部互不相干的书,孔子没有制作,也没有删述。在本世纪的经学研究中,以编纂就是编辑的逻辑,断定、赞成孔子是编辑家的观点大为增多,但关于“六经”编辑方法的研究很少,《孔子与文献编辑》一文中有“孔子的编辑方法”一节,说明对此内容的重视与关注,但稍嫌单薄。也有关于孔子“述而不作”的思想渊源和编辑技巧类的研究成果,但有的过于概念化、程式化,有的将方法、原则、思想混淆,而关于经部书籍或经部要籍编辑方法的研究几乎没有。
  经部书籍的编辑方法主要以“六经”或“十三经”为代表,从“六经”“十三经”内容的选择、删改、考定、核校、编次、作序、凡例等方面予以展开。它虽然无法考证是否采用了像现代书籍一样的增、删、移、改的编辑方法,但从历史文献的记载、后人的追记分析中也可推断归纳出编辑所做的工作,采用了哪些具体的方法。书籍有时代性,编辑方法有共性,编辑家有个性,作品与编辑方法之间是有内涵、有意义的。经部要籍作为儒家学术的权威,理论成果的代表,编辑方法是编辑思想的反映,是达成思想的手段,所选择的内容必定带有倡导、弘扬、贬损、否定的缘由与标准,符合标准者才能成为经典,进入经学体系,不合标准者会审定、修改或删削。一旦内容选定,大多还要编排先后秩序,正如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儒家学说居前一样,认为重要的、具有指导意义的部分一定排在前面。“六经”或“十三经”原典与后续经部书籍在编辑方法上有共性,也有个性,与具体经书有关。通过经部要籍编辑方法的研究可以更清醒地认识经书在经学发展中的作用,编辑思想在编辑方法中的体现。
  一、选择汇编的编辑方法
  选择与汇编是经部要籍内容编辑的主要方法,即从已有的文献资料中选择,将选择的内容再进行汇编,如《诗经》《尚书》《仪礼》等。
  先秦时期诗和乐的关系非常密切,“诗皆入乐”“诗篇皆乐章”,故而有“《诗经》原就是民间娱乐用的乐歌”的说法。周代有一官职名为“太师”,负责搜集整理诗歌以为官家服务,《国语・鲁语下》载“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说的是宋国的大夫正考父献《商颂》十二篇给周王朝的太师。而现存《商颂》(以《那》为首)只有5篇,可推论周太师或其他某“编辑”从十二篇中进行了选择,只保留了五篇。至孔子时,孔子再次选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仁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不仅作了数量上的选择,还从语言、用韵、结构等形式上进行了统一,将社会上已经形成的某些固定的文化成果展开来进行编辑。如《诗经》格式工整、大致以四言诗为主,兼采杂言,配上乐谱以更加适合吟诵等。当然,选择的标准有多种,但“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尚书》是一部古典文集,是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本。有今文、古文、伪古文之版本,现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主要所录即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书者,政事之纪也”,记录的“政事”,若“芟烦乱”,当“剪浮辞,举宏纲,撮机要”以成书。孔颖达《尚书正义序》中也有“广求遗逸,采古文于金石,得今书于齐鲁”的记载,“竭所闻见,览古人之传记,质近代之异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繁而增其简”方得以成书。《尚书正义》将《今文尚书》、�巍豆盼纳惺椤贰⑽笨装补�《尚书传》、伏生本《今文尚书》20篇分为33篇,再加上所说出自孔宅夹壁的《古文尚书》25篇,共计58篇而成,这种选择成就了一部治《书》之学。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与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舆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孔子的门生弟子选择老师生前言行,将对师道的崇拜化为记录老师语录的行为,汇编成书。《论语》的内容经过有意识的筛选,有的是孔子一人所说,自成一体;有的是与弟子简单应答,点到为止;有的是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全书共分二十篇,492则。篇与篇之间、篇中各则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完全以辑录的材料汇编成书。
  《仪礼》是对古代贵族的行为仪范和礼仪制度的叙述与汇编,十七篇中有记祭祀鬼神、祈求富佑之吉礼,记丧葬之凶礼,记宾主相见之宾礼和冠昏、宾射、燕飨之嘉礼。该书是对古代礼制条文客观的记述,组织、选择、汇编的过程即是编辑成书的过程。《礼记》则汇集了春秋战国至西汉初期的所有礼学著述。
  《春秋》一书选择的典籍来源于“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即十四人遍征典籍后获取一百二十个诸侯国的史书,选择并收集散落于社会的一部分资料后汇编而成的。该经书虽然以鲁国纪年,也涉及他国史实,其内容有征伐、会盟、朝聘等国家政治、军事大事,也有天文、地理、祭祀、婚丧、城筑、土田等自然风貌与社会风俗,均选择于史官职掌的官史,从而把鲁隐公以后的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汇编成一部史书。   选择与汇编是经部要籍主要的编辑方法,是一个时间或空间范围之下的编辑工作,具有方法论意义。但选择是有条件的,即如《春秋》在收集芜杂资料后,还需无征不信,考证其义,考辨真伪,不妄加揣测,因此,选择、汇集史记之后还需统筹、综合运用其他编辑方法。
  二、删改重构的编辑方法
  选择汇编各类史记,未必与编辑思想完全相符,须加以删削改造、辑录重构,这也是经部要籍成书常见的编辑方法。材料过多且不合本意即删改,“笔削”的“削”本是用刀削刮简牍,意即删改。按编辑思想对史料进行删改处理是经部要籍在编辑内容时常用的方法。
  如孔氏《春秋》从大量丰富的史料中“笔则笔,削则削”,含对原文多处增损改易,约其文辞,删去芜杂妄诞篇章的编辑方法。“夫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止一万六千余字,计当时列国赴告、鲁史著录,必十倍于《春秋》所书,孔子笔削,不过十取其一,盖惟取其事之足以名义者,笔之于书,以为后世立法,其余皆削去不录,或事见于前者,即不录于后,或事见于此者,即不录于彼,以故一年之中,寥寥数事,或大事而不载,或细事而不详书,学者多以为疑,但知借事明义之旨,斯可以无疑矣。”皮锡瑞《经学通论》将“笔削”删改的编辑方法表达得十分详明。
  《尚书》选择了夏商周三代的史籍典册三千余篇,“翦截浮辞”后得一百篇,按先后顺序汇编而成,最终使“芟夷烦乱”之文由无序变有序。“翦截”“芟夷”均含裁减、删改之意。除经学原典之外,经部要籍也经常使用删改的编辑方法。孔颖达《尚书正义・序》中有记,隋代初年,蔡大宝、刘绰、刘炫等多人为之作“正义”,实为义疏。“其诸公旨趣,多或因循�G释注文,义皆浅略,惟刘绰、刘炫最为详雅。”其后分析了刘绰“织综经文,穿凿孔穴,诡其亲见,异彼前儒,非险而更为险,无义而更生义”。孔氏表达自己的观点,认为:“窃以古人言语,惟在达情,虽复时或取象,不必辞皆有意。若其言必托数,经悉对文,斯乃鼓怒浪于平流,震惊飙于静树,使教者烦而多惑,学者劳而少功。过犹不及,良为此也。”为此解释刘炫“嫌绰之烦杂,就而删焉”。然删减并未满意,“虽复微稍省要,又好改张前义,义更太略,辞又过华,�m为文笔之善,乃非开奖之路”。面对“义既无义,文又非文,欲使后生,若为领袖,此乃炫之所失,未为得也”。于是“今奉明�校�考定是非,谨罄庸愚,竭所闻见,览古今之传记,质近代之异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烦而增其简”。孔氏所言,并非臆说,而是据其旧闻。可见,从汉至隋,在《书》经流传中的屡次删改之编辑方法。
  其他诸经流传中删改之编辑方法也多次使用。《仪礼》一书,元敖继公《仪礼集说》自序中言郑注“疵多而醇少”,于是“删其不合于经者,而存其不谬者,意义有未足则取疏记或先儒之说以补之,又未足则附之以一得之见”。含删减、增补、附录等方法。元人吴澄的《礼记纂言》记载“改并旧文,俨然删述,恐不僭圣之讥”。此处“删述”有删减、改编之意。
  改编与重构都是在过去经籍的基础上重新组织内容的编辑方法。朱熹集注本说:“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则贤者可及。……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盖不惟不敢当作者之圣,而亦不敢显然自附于古之贤人,盖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辞之谦也。然当是时作者略备,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此又不可知也。”说明了圣人“述而不作”的原由,以及孔子折衷编辑旧籍的成效,虽然方法是“述”,功则倍于“作”。这是一种高明而有效的编辑方法,用今天的话来说即是改编与重构。
  如孔子修《春秋》改有“天王狩于河阳”一事。原说的是鲁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召周天子移驾河阳狩猎,孔子从其礼法认为晋侯召天子不妥,故改成周天子主动去河阳狩猎。这一改编基于君臣有别的儒学观,而改编后的《春秋》更加有“礼”,更符合儒家学说。再如《周易》,将“经”与“传”重构为一部书。《周易》分为《易经》《易传》两部分,《易经》是卜筮根据过去的占筮记录,加工整理总结而成,主要指六十四卦的卦形、卦名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卦辞(本卦性质的说明)、爻辞(爻在本卦中的性质);《易传》是解经之论,即阐释《易经》经文的十篇专著。本经分为上下经,其中上经三十,下经三十四,即六十四卦,六十四卦的卦序是以“二二相偶,非覆即变”的方法加以编排的。战国时期《易传》独立成篇,至东汉,郑玄将之合入经文,仍独立成篇,却也未再另行拆分。三国魏王弼本着“分传附经,以传解经”的编辑思想,将《彖传》上下、《象传》上下之相应辞文分拆,依次附于本经六十四卦的卦爻辞之后,将《文言传》相应辞文也附于乾坤两卦卦爻辞之后,《系辞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等仍附于本经之后,改编重构后成一特定体例,一直沿用至今。这种改编有利于后人将经传结合阅读,且对后世“经”也产生很大影响。孔颖达《周易正义》的编排体例就完全依照王、韩注本而来,虽然增加了些许篇章,但整体顺序并无大的变化。改编重构的编辑方法“集群圣之大成”,在经部书籍中发挥了较大作用。
  无论经书原典还是经部要籍,删改重构均是较普遍的编辑方法。一是历史长河中时间、语言、环境、地域都在不断变化,各朝代经书编著者也即经书研读人,对经文有各自不同的理解,按照与时俱进的历史发展观,释经会附于时代色彩,阐述当离不开经典旧文,这个基础上的改编与重构既是旧时学术的继承,也是朝代更叠编辑思想的创新。
  三、考证辨伪的编辑方法
  相对于选择、汇编等编辑方法而言,考证辨伪的难度上升,编辑量增加,但却是究明经书本义的重要方法。作为经部要籍编辑方法的考证辨伪是一个大的概念,含考定疑误、考其正义、考镜源流、注解义疏、训诂章句、集解评点等内容。几乎所有经部图书形成过程中都采用了这些编辑方法。春秋战国产生“六经”后,汉又有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为了满足汉儒读解古文经学的需要,兴起了考证辨伪的解经方法,成为经书重要的编辑手段。   每一历史时期出现的著作都是��时语言文字的记录,受时间、空间的局限,离开那种环境,脱离那个时代,人们很难弄懂书中的语言、发生的事件。况且,语言在不断发展变化。后人对祖先留下的典籍,或是不解文义,或是不懂字句,或是不明声训,因此流传下来的古籍,常伴有相应的考证辨伪工作。自上古到先秦两汉,自隋唐到宋元明清,直至现今,伴随着经书的流传,考证辨伪经籍的方法留存。一部儒家经典,经过后代儒家学者的不断解经注经,随后产生数百甚至上千部作品。
  孔颖达《尚书正义序》中曰:“义既无义,文又非文,欲使后生,若为领袖,此乃炫炎所失,未为得也。今奉明敕,考定是非。”分析了刘绰、刘炫等所作的正义,需考定是非。明梅�|《尚书考异》是一部考证《古文尚书》之伪的作品。该书提要载:“宋吴�А⒅熳印⒃�吴澄皆尝辨其伪,然但据其难易以决真伪,未及一一尽核其实。�|是书则以《安国》序并增多之二十五篇,悉杂取传记中语以成文,逐条考证,详其所出。”“逐条考证,详其所出”即是编辑方法。
  《毛诗郑笺》在《诗》学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得益于书中考定校核的编辑方法。“千古之大业,未有盛于郑康成者也。”“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删”“改”是在郑玄兼录异文、考定疑误,厘析篇帙,考镜源流一系列编辑方法之后采取的手段,该经书方能产生巨大影响。
  辨伪考核含辨述源流,考定疑误,考其正义,校核其实等义。经部要籍本是儒家道统的学术流传的载体,其源无出于春秋,故需考本义,得正义,义疏得其本原。经部书籍内容的编辑审定常常会用到辨伪、考定、校核的编辑方法。“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志,下以明将来之法。”据《孔子家语・本姓解》,记载孔子修订五经时,对错乱的先王典籍和百家遗记,经考校明本义,显扬礼义法度。考其真伪,考其正义。《礼记正义》凡是经、注中提到的人名、物名、礼制等皆考证。如《王制》《月令》等篇,疏文长达千言甚至数千言。《论语》注解本可谓汗牛充栋,均有注有疏,有集注、集解、正义、疏正、译注等。陈寅恪先生言:“夫圣人之言必有为而发,若不取事实以证之,则成无的之矢矣。圣言简奥,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语以著之,则为不解之谜矣。”说明事实为证的重要性和采用意旨相同的言语注疏方能为后人所明。后又述“既广搜群籍,以参证圣言,其文之矛盾疑滞者,若不考订解释,折衷一是,则圣人之言行终不可明矣”。说明了考证的必要性。
  所有经书都在追求真经的本来面目,数千年之间经学真真假假的流传,带来经义的曲解与定论的难求,故考证辨伪,也通过疏解、正义、注疏类编辑方法以达目的。“《六经》焚于秦而复出于汉,其师传之道中绝,而简编脱乱讹缺,学者莫得其本真。”故历代编撰者重文字音韵训诂,因器求道,阐发义理。但因训诂是一专门之学,在考证辨伪之外还有很多重要的内容,此处略述。
  考证辨伪是宋代著名理学家、经学大师朱熹采用较多的编辑方法,特别在经书考辨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他将《易经》与《易传》、《书经》与《书序》、《诗经》与《诗序》、《春秋》与《左传》等的“经”“传”分开刊行,意在将两周、战国、秦汉间文献区别开来,便利后人阅读。《诗序辨说》明确了《毛诗序》为东汉卫宏所作。《孝经刊误》指出“《孝经》疑非(孔)圣人之言”。关于《古文尚书》,认为“孔壁所出《尚书》,如《禹谟》……篇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故而得出世传的所谓《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书序》皆为伪书。该考证结果与明梅�|《尚书考异》一致。梅�|被认为是编撰专书对《尚书》进行考证辨伪的第一人,他影响了清人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惠栋的《尚书古文考》观点,考证结果认为《古文尚书》为西晋皇甫谧伪造所得,所谓《孔序》及比今文增多的25篇古文多是辑录先秦古书而来,出处亦可查获。他的论据及结论使《古文尚书》的辨伪取得决定性突破。
  四、编次、作序及其他编辑方法
  编次、作序均为经部要籍的编辑方法。“编,次简也”。《说文解字》中对“编”的解释是对竹简的次第编排,作为编辑方法也表现为对已有内容的编排,即如何“编次其事”。作序,又称叙文、叙言、序言、序文、引、引言、导言等。序始于孔子赞《易》经。作为编辑方法的“作序”,是一种内容指引,也是一种内容添加,是经书编辑者行为,具有指导阅读的作用。“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故需“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为此“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如此,“作序”与“编次”二者也可理解为同一目的的两种编辑方法。
  编次方法运用于经部要籍,体现一种逻辑,关联一种编辑思想。《春秋》将选定的历史事件严格按发生时间的年月日顺序编排,只要文字内容无关紧要的,一律沿用旧文,不作改动。“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和铭文中也曾有过编年体例,但记载的时间不准确,有的有月日而无年代,有的先月日而后年。但至 “《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事,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表明《春秋》编次的良好效果。
  如果说《春秋》经籍加史籍类的作品编次要有先后、大小逻辑次序以将内容纵向编排处理得当的话,《诗经》这类诗乐作品如何处理好内容之间的横向关联是编次的逻辑要求。孔子编次的《诗经》,先按作品性质和形式分为风雅颂,再按地域、时代、对象分为十五国风、大雅小雅和周鲁商三颂。首先审定与编辑风雅颂,是因为古代诗歌多没有题名,不便于阅读和记诵,便为每一篇文章、每一首诗歌列一题目,同时“序书传”。《汉书・礼乐志》记载:“王官失业,《雅》《颂》相错,孔子论而定之,故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相错”即错位,“各得其所”即正位。其中“风”按地区编排,分成周南等15国风,共160篇;“雅”为西周王畿地区的正声雅乐,无法套用“风”的分类标准,便先区分为大、小雅,再归类,共105篇;“颂”既不同“风”,也异于“雅”,无法套用他们的分类体系,便按“周颂”“鲁颂”“商颂”区分,共40篇。“《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据统计,《诗》三百零五篇中,有290篇是取首句一二字或全句作为篇名的,其余的有取第二句、或取关键词作题名的;也有的是以思想内容作题名;也有的以文章体裁命名,目的即是给书籍编次标目,以便于指导阅读。有研究者考证,《诗经》“篇章的顺序,或按时代先后,或按内容类别排列”。这便是编次其事。   《尚书》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经书、史书,也是中国最早的散文,继此产生的《左传》《国语》都深具影响。但先秦诸子大多因事为文,其书不作于一时,先后亦无次第,随时所作,即行见世。《史记》中曾记载孔子做过《尚书》的序次整理工作,司马迁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这里的“序”无年月,或有却“多阙,不可录”,说明那时的“序”序时过略,不完整,并未发挥好作用。《汉书・艺文志》曰:“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可见“作序”有“编次其事”的操作方法,也有说明内容的“言其作意”。从中分析,说明孔子曾做过以序说文的编辑工作。
  以编次、作序为例,说明编辑对经部要籍内容与形式上的统筹考虑与宏观把握。类似的编辑方法还有不少。
  《周易》中“传”的编辑方法十分有特色。《彖传》上下、《象传》上下、《文言传》《系辞传》上下、《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共七种十篇,因为解经之论,有的随上下经分为上下篇,如《彖卦》;有的起通论作用,如《系辞传》,分上下篇对《易经》的产生、原理、功用、筮法以及卦爻辞的基本义理做出系统的说明。而如何划分上下经也即是与“编次其事”具有相同性质的,即先自然现象天地万物,后人类社会,如男男女女、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发展关联变化过程。从《序卦传》中也可比较清楚地了解六十四卦的编排次序,即逐卦相承,前卦为后卦之因,后卦为前卦之果,这种因果相生的逻辑关系在经书内容的编排上十分有意义。
  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经籍蓬勃发展的重要阶段,大作迭出。但多数书籍不分章节,无篇名。以《论语》为例,“学而第一”“为政第二”……至“子张第十九”“尧曰第二十”,均撮取每篇第一句的两个字为标识,表示文章的开篇与篇章隔断,并不具有现代标题之义;该书的编辑布局尚未考虑篇与篇之间的关联性,可跳读,也可抽阅。虽为语录体,但几乎每章都以“子曰”开头,当与编辑的统筹把握有关。《孟子》每“章句上下”前二字亦都撷取文章首二字,以作范示,且“文字成篇,首尾一致,因事为文,即文成章”,对内容的表达完备流畅,来龙去脉,连贯通达,说明编撰者对内容把控得当。
  “记”文附“经”在经部要籍中也是一种典型的编辑方法,如《仪礼》有十七篇“经”文、十二篇“记”文,通过“记”文达到补充和解释经文的作用,虽然少部分“记”文与“经”文没有关系,同一篇“经”“记”有可能非一人一时所作,但“记”文“经”文之间的依附关系是表达得十分清楚的。
  如“凡例”。孔子在鲁国编年史《春秋》记事义例基础上,发凡起例,创造了“凡例”体例,这是编辑活动的重要内容。凡例是对书籍内容和编撰体例的说明。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云:“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即指孔子修订《春秋》的章法,也即体制、内容大要。
  如《尔雅》分类汇编的编辑方法。《尔雅》是经部里的小学类,首创古代字书训诂之先河。共三卷十九篇,分为训释普通词语(下分释诂、释言和释训)和训释百科名词(下分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十六篇)两大部分。分类汇编的编辑方法有效地指导、增进了后人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和对社会、自然的尊重。
  总之,经部要籍所采用的编辑方法既具有普通古籍图书编辑方法的共性,也具有经籍图书自身的个性。共性是图书编撰不可缺少的编辑方法,个性是经部要籍自身才有的释经、依经、附传、考辨诸特征,它产生于中国几千年生生不息的历史文化积淀,也带有各朝代挥之不去的时代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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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艺文志・序[M].北京:中华书局,1975:1421.
  [17](唐)刘知几.史通・二体第二[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12.
  [18](汉)司马迁.史记上・三代世表序第一[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1997:338.
  [作者系华中农业大学副校长,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8FTQ00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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