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的历史痕迹探索

发布时间:2018-06-08 14:29 编辑:admin666

  在中华民族璀璨的文明史中,4000年前的“大禹治水”传说影响深远。无论是遥远的古代,还是近、现代文明社会;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帝王、领袖,对昭昭禹功无不崇拜、敬仰,对茫茫禹迹无不探索、追寻,对浩然禹风无不秉承、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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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禹治水是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文明发展的开端。首先,水患的根治使得人民生活得以安居,社会得以稳定,而且使农业及手工业生产得以萌芽,社会经济得以继续发展。其次,治水需要统一的意志和坚强的领导,因此治水的成功必然使大禹自黄帝以来联盟领袖的权力迅速集中,威望大为提高,使其联盟领袖的权力最后通过治水而蜕变成真正的王权,从而最终完成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过渡。同时,由于是各族联合治水,密切了各族之间的联系与团结协作,增强了各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加强了各族大联盟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由于大禹亲自到各地去领导治水,对各地区的自然和人文情况更加熟悉,最后将各地区统一划为九州,并制定各地对中央的贡赋,这就是按地域进行管理,也是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国家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如《左传・襄公四年》所述:“茫茫禹迹,划为九州,经启九道。”后人就以华夏九州来代表中国。总之,正是由于大禹治水的成功,为“禹传启,家天下”王位世袭制代替禅让制而打下基础,为夏王朝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大禹治水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进入文明的契机,是中国古代文明社会诞生的重要标志。
  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正好形成于大禹治水之后,这是许多学者都十分关心并进行了深入探讨的问题,肖�S父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指出:大禹在治水过程中,“政治上团结各氏族首领作为自己的‘股肱心膂’,建立治水机构;组织上‘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按氏族分布的地域来确定版图,调剂劳力;经济上‘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庶类’,按权力高下来分配治水斗争胜利果实。这样,就把原来维护灌溉的共同利益的机构,演变成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这就是由于治水斗争而促成我国奴隶制‘早熟’的客观要求”。大禹领导氏族部落治水而建立的治水组织机构,也是后来演变成为奴隶制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大规模的治水活动,需要有统一的意识和行动,也需要建立强有力的指挥机构,从而有效地组织和协调人力、物力用于治水斗争。治理大河洪水是许多部落共同的利益,因而促进了较大范围的部落联合。《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说明大禹在治水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以民族为中心,包括周围各兄弟民族的一个庞大联合体。而在这个联合体中被公推为领袖的大禹,在组织各部落共同的治水活动中,逐渐提高了声望,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甚至凌驾于氏族首领之上。可见,大规模的治水活动促进了王权的产生,为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转变提供了重要条件,在大禹治水的过程中形成的制约各氏族部落的领导机构,当是奴隶制国家机器的前身。
  大禹治水区域遍布华夏大地,通过大规模的治水活动促进了中国地域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历代文献对“禹生石纽” “禹生北川”进行记载。《唐书・地理志》记载:“茂州石泉(今北川)县治有石纽山。石泉今属龙安府,山下有大禹男孩们和吉约姆庙,相传禹以六月六日生此。”因此,大禹治水始于西南巴蜀地区就不难理解。从近几年的考古资料上,可以看到大禹治水的足迹“西南巴蜀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流域”,这条治水之路不仅使我们了解到大禹治水的活动路线,更为我们勾勒了先民从游牧到狩猎再到农耕的发展变化,描绘了中国地域文化的形成过程。
  如上所述,大禹治水将西南巴蜀文化带到了黄河中下游及长江流域,逐步形成了参与度、认同度更高的华夏文化。大禹治水活动最先于西南岷江流域,采取了“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方法,既便于洪水分流,又有利于舟楫、灌溉。由于大禹治水得法,不仅使得西南岷江流域水患得到控制,更为治理黄河积累了宝贵经验;因为西南岷江流域与黄河中下游地形地貌有着惊人的相似,所以,大禹在治理黄河时还是变“筑坝堵塞”为“疏导”,将黄河中、下游的河道分辟为九股。《尚书・禹贡》:“九河既道”,散其水势,再分漯济流入渤海。大禹时期所治九河主要集中在今天河南、河北及山东部分地区,主要是兖州、徐州、滨州境内,黄河至此播为九河、漫流入海。因此,古代文献记载大禹来到此地疏导黄河入海应是可信的;大禹治水的足迹不仅涉及黄河中下游,也遍布整个长江流域。中国古代地理学名著《尚书・禹贡》载述,大禹治水从长江上游开始经三峡地区一直疏导到长江的中下游河段,书中曾多处提及大禹从事疏浚长江河道制服洪水的水利活动。《水经注・江水》则明确指出,三峡河道是大禹开凿和疏通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尤其在太湖流域,大禹治水的传说广泛流传,对大禹的崇拜与信仰也极为盛行。大禹治水足迹遍布华夏大地,使得西南巴蜀、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流域文化交流中,互相影响,相互传播,促进了中国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
  大禹在远古历史中,至少在水事活动中,具有保护神的地位,禹王庙和关帝庙一样,在民众心里占据着重要位置。正是在大禹治水的时期,根据农业生产的需要,提出了 “钟(聚)水丰物” (《尚书・禹贡》)的科学思想,即把洪水积聚起来天旱时使用,变水患为水利,才使得人们生活稳定、富足。首先,在治水过程中变“堵”为“疏”,科学治理洪水,推广灌溉技术,根据各地的土质、地势、水利及气候状况,因地制宜指导农业生产,为科学治水和原始文明的建立创造了丰富的经验;其次,大禹在长期治理水患的过程中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左准绳、右规矩”,精研山水地理,大禹治水展现了我们祖先治理洪水斗争的生动画面,体现了远古人民征服自然、发展农业生产的愿望和信心,展示了水利人尊重自然规律,深入实际、科学严谨的求真务实和改革创新的精神风貌。
  纵观历史,大禹治水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时代主题,大禹的崇高精神和优良作风被历代人民继承发扬,并不断丰富深化,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之中,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作为人类向大自然宣战的第一人,大禹治水体现了其公而忘私、忧国为民的奉献精神,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尊重自然、因势利导的科学精神,严明法度、公正执法的法治精神,以及民族融合、九州一家的团结精神。因此,几千年来大禹被历代贤人继承发扬,丰富深化,使得大禹治水精神已经超越时间的界限升华为一种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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